一輛渾身雪白、漆著紅色“十”字的救護車，在上海延安中路呼嘯著前進。
救護車停在林村那長長的甬道前。
兩位救護人員持擔架奔向姚家。
當姚蓬子那肥胖的身軀占滿那狹窄的擔架時，已有許多人聞訊趕來。
本來隻需要兩個人抬的擔架，四周圍了好多“造反派”戰士。七手八腳，抬著姚蓬子前進。
擔架通過長長的甬道時，又有好幾位“造反派”戰士前來助一臂之力。眼看擔架就要抬到救護車跟前，由於人手太多，失去了平衡，砰的一聲，姚蓬子橫著身子，重重地摔在水泥地上。最先著地是他的右頰，頓時摔得紫中帶青，鮮血流了出來。
那幾位“造反派”頓時傻眼了。
姚蓬子妻子周修文大聲嚷嚷：“還沒進醫院，就給你們摔個半死。你們等著瞧！你們不想想摔的是誰？！”
救護車在急駛。周修文在車上還咬牙切齒，罵聲不絕。
姚蓬子被送進了上海胸科醫院。他，得了肺癌。
幾天前，夜深人靜之際，一個戴著大口罩的人騎著自行車來到林村，從褲袋裏拿出鑰匙，熟練地打開房門。
此人已是坐上紅旗牌轎車的“中央首長”，這時甘受委曲，騎著舊自行車悄然回家，看望病重的父親。在他身後十多米，一個身強力壯的警衛員也騎著一輛自行車，警惕的目光掃視著子夜時分寥落的行人……
就在姚蓬子住進上海胸科醫院病房的第二天，“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派來一個瘦長臉的家夥，在林村象幽靈一樣晃來蕩去。他用“階級鬥爭”的眼睛審視一切，用“階級鬥爭”的嗅覺辨別一切。
他暗中調查了那幾個“積極”得過了頭的“造反派”，查檔案，查三代，查“文革”中的表現。他還拜訪了離姚家不遠的那位江青心腹、後來當上“文化部長”的於會泳——本來住在那裏的是上海音樂學院鋼琴係係主任李翠貞教授，自從一九六六年九月九日李教授受迫害而自殺身亡，於會泳便搶占了她的那套舒適的公寓住宅。
過了半個多月，那張瘦長的馬臉才在林村消失。他，實在查不出“存心陷害”姚蓬子的“階級敵人”。不過，那幾位“造反派”戰士已察覺幽靈的存在，嚇得魂不附體，後悔當初拍馬屁拍在了馬腳上……
收音機裏播送著《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就連幼兒園裏的孩子也必須洗耳恭聽。姚蓬子在胸科醫院單間病房裏聽著廣播，枯黃的臉上泛著笑容。他本來期望兒子成為一個作家，不料這麼有出息。想當初，當兒子神秘地要他幫助查《明史》的時候，就連他也覺得批什麼《海瑞罷官》純屬多管閑事，如今他方知兒子確實“先知先覺”，青勝於藍。
一九六九年初，姚蓬子病入膏肓。“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派人前往看望、慰問。姚文元派來專人，在床前聆聽姚蓬子對後事的吩咐。姚文元正在北京忙著為林彪起草黨的“九大”的政治報告，無法分身……
一九六九年二月十七日，肺癌終於結束了姚蓬子的一生。
一輛大卡車在蒼茫的夜色中駛往林村，停在弄堂口。一批穿軍服的人搬走了姚蓬子眾多的藏書，運往上海康平路姚文元的家……
周修文也坐上卡車，搬了過去。
幾天之後，周修文回林村取點衣服，見到了鄰居。她跟姚蓬子是一路貨。別人還沒問，她就先吹了起來：“哎喲喲，康平路那裏真好，連東西都不用自己買。你隻要開一張單子，過一會兒，有人就會替你買好，給你送來！”
剛說完，她忽地收起了笑臉，搖頭了：“哎喲喲，那裏就是有一點不好——前前後後，都有警衛員站崗。這麼一來，你們就沒辦法來看我了。那個地方，‘外頭的人’是進不去的！”
她唏噓一番，抬著頭、挺著胸，一副“革命媽媽”的標準姿勢，開步走了。
鄰居們望著她的背影，有點糊塗起來：她剛才說的康平路“有一點不好”，究竟真的“不好”，還是“好”的“不好”呢？
不過，姚蓬子死後，姚文元考慮到自己的“前途”，決定不開追悼會，以免太招惹別人的注意。雖說周修文對此曾有些不滿，無奈兒子畢竟已是“中央首長”，到底“站得高，看得遠。”於是，姚蓬子的遺體被悄然送進火葬場，不聲不響地在世界上消失，結束了他的錯綜複雜、曾“紅”曾“黑”的一生……
§§第十二章 “輿論總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