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京官”，回上海就象走“娘家”似的。不過，他在上海說的每一句話，都成了“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指示”。他走到哪裏，都有人拿著小本本，不斷記下他的“指標。”
他呢？也拿腔做勢，對這發“指示”，對那也發“指示”。
我從一大堆檔案中，找到一九七○年春節前——一月二十日，張春橋、姚文元“視察”上海百貨一店時的“指示”。那是張、姚當年趾高氣揚的真實記錄，現照錄於下：
（在玻璃、搪瓷部）
姚文元：這些玻璃杯的圖案都是修正主義的，不是我們的。是一些什麼三角形的、方塊形的。讓現代修正主義的美術全部占領了。這個是從法國和蘇修畫報上抄來的。這是什麼派？你們要查一查。我們中國過去不是這樣的。現在變了，我還是第一次看到。
（在布匹部）
張春橋：這種花布給鐵梅、小常寶（引者注：鐵梅、小常寶分別為“樣板戲”《紅燈記》和《智取威虎山》中青年女性人物）穿了，象什麼樣子？這樣的花布，與欣欣向榮的祖國多麼不相稱！
牡丹花布就不要生產了吧，牡丹花是富貴花！
（在毛巾、手帕部）
姚文元：我一向用“414”毛巾，又厚實又柔軟，花色也最樸素。
張春橋：手帕的問題很大。現在把資本主義國家最壞的東西搬進來了，把我們要打倒的東西都拾進來了，這是反文化大革命。
姚文元：這些手帕，是典型的現代派。燕子是中國的，可是下麵還搞了一條條的，成了法國象征派的畫。這些，又象林風眠的黑畫！
兩位“大批判專家”，居然在百貨商店裏批這批那，簡直是亂批一氣，近乎胡鬧！
其實，他們並非信口雌黃。兩位“左”公，是以“左”眼看待一切。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張春橋看到上海出口年曆卡上的畫，不由得勃然大怒。張春橋寫下了這樣的“批示”：“祝這些大老板、大設計家們早日成仙，離開工農兵越遠越好。”
一個多月後——一九七四年一月二日，姚文元學著張春橋的腔調，對外貿部作為出口畫廣告的《中國畫》冊，進行“批判”：“這是一本地地道道的‘克己複禮’的畫冊。”
《中國畫》冊裏，有一幅題為《迎春》的圖畫，畫的是一隻在迎春花前引頸高鳴的公雞。這幅《迎春》畫，充滿盎然生機。姚文元用“左”眼看《迎春》，居然寫下這樣的批示：
“公雞怒目而視，尾巴翹到了天上去……這那裏是在迎春，完全是對社會主義的春天，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後所出現的欣欣向榮的景象的極端仇視。”
一隻公雞，一叢迎春花，如此簡單明了的畫麵，竟然被姚文元看成是對“社會主義的春天”的“極端仇視”？！
徐景賢緊跟姚文元，說那隻公雞“寄托了今天社會上一小撮‘複辟狂’的陰暗心理，他們不甘心自己的失敗，隨時隨地準備同無產階級決一死戰。”
於是，一個“黑畫展覽”在北京舉行，一個“批黑畫”浪潮推行全國。那些“批判”，可收入“笑林新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