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來了。桃紅柳綠，風和日麗，人心為之一暢。於是攜老偕幼，人們上公園，去郊外；春也融融，情也泄泄，不亦樂乎。然而，轉瞬之間，陰雨沉沉，數日不開，人心也仿佛為之壅塞……
自然界的陰晴寒熱，總在默默地昭示著我們：人生亦是如此，生活亦當如此。不可能有永久的歡樂，也不可能有永久的痛苦。一切都會過去，一切都將開始。生活永遠是一種跌宕起伏的過程，概莫能外，無始無終。
任何想要十全十美的願望都是可以理解的，卻是不現實的。最明智的人生態度便是順乎社會、曆史、人生的客觀規律，順乎自己的才智、機遇和境況；不以晴喜，不以陰憂。今天下雨就過雨天，明天天晴就過晴日。該做什麼做什麼，能做什麼做什麼，可做多好做多好。逆境無須多悲觀，順境不要太陶醉——能如此，便是一份充滿禪意的福份了。
然而，這份明智、這種“幸福”，在現實生活中，又有多少可能？或者說，有幾個人真正做得到隨遇而安，又有幾個人感受到了隨緣自適的快樂？
也許我們都該來答一答雲門文偃常問弟子的一個問題：
“我不問你十五日月圓以前如何，我隻問你十五日以後有何體會？”
他的弟子的回答五花八門，各有千秋。而他自己的答案卻是簡簡單單的一句話：日日是好日。其詩雲：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
若無閑事掛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
意思和一般人的看法差不到哪去，區別隻在有無閑事掛心頭。我們都明白隨緣的理，卻因種種“閑事”而無以自適。都相信“日日是好日”沒錯，卻因“閑事”而被生活的缺憾遮蔽了視野，體會不到或根本無暇體會生活的美好。明明生活在當下，眼睛卻總看著將來。剛剛收獲了五鬥米，轉眼又預算起十擔穀。這樣的日子，不歎苦也罷了，談何好呢？
也許這原是凡人和禪僧之根本區別處吧？那就隨緣幾分是幾分，明智幾分是幾分吧。無論如何，就其本質而言，無論你“看到”不看到，生活著畢竟是美好的。人生總是有意義的。認識到這一點，不也別有禪機嗎？
你就沒個身體在？
有一個著名的傳說，想必你還記得。說的是有個女尼向趙州從諗禪師請教：“什麼是佛法大意？”
趙州隨手掐了她一把。女尼驚問：
“和尚還有這種舉動？”
趙州正色答曰：
“隻因你還有這個身體在。”
另一個類似的故事說的是大理學家程顥、程頤兄弟倆的事：
兩兄弟一起去赴宴，程頤見席中有妓女陪酒，便拂袖而去。隻有程顥若無其事地留下來，痛飲美酒，盡歡而散。次日，程顥到程頤書齋中去，程頤仍怒氣未消（潛意識裏興許不止恨程顥失節，更覺得自己吃了個悶虧吧）。程顥笑道：“昨日本有（妓女在），（我）心上卻無；今日本無（妓女在），（你）心上卻有。”
程頤支支吾吾，半晌說不上話來。
有人曾就這兩則軼聞盛讚道：程顥的話很幽默，也很富禪理。而趙州從諗的舉動和自辯，則充分說明他心中忘我，因而坦蕩無邪。而女尼則心中有我，才會對趙州掐她一把感到驚怪。也就是說，女尼俗，缺乏禪機。而趙州高尚，大有禪意。
從這個意義上說，似乎上述看法是有道理的。但不知怎的，也許我這人也太俗了點吧，讀此事，我總有那麼點兒不太帖服的感覺。說白了吧，總覺得趙州和程顥的話，比起女尼的淺薄和程頤的虛偽而言，是有其高明處，卻也總有一股子汰淹不了的嬌揉在。再說白點，這股子氣味比起程頤的虛偽來，幾乎是半斤八兩，好聞不到哪去。
趙州清楚自己掐的是女妮，更清楚自己這樣做犯的是某種出家人的大忌，所以他才會在掐了一把以後，為自己找個堂皇的理由作掩護。當然他的話是一種隱喻，自有其深意在。但無論那“身體”指的是什麼，我總不太相信，趙州自己就真的沒有“身體”在。反之，如果他對女妮說的是：嚷什麼？不過就是個身體而已，掐一把又何妨？我聽著倒會覺得他這份坦蕩無畏要可愛得多。
而程顥的舉動本來比程頤來得磊落而瀟灑，不回避或幹脆就喜歡妓女在，雖然於他這個理學家的身份不那麼相容，但既為之，則當之，倒也多少為自己添幾分丈夫氣概。何必又捏著鼻子酸不嘰嘰地扯什麼本有本無的大假話（心中真無妓女的話，你那酒會喝得那麼痛快？），看似道貌岸然，實質倒反不如程頤那酸文假醋的迂闊來得可喜了。
也許是特殊環境、特殊文化、特殊身份對人的壓迫太大太深重了吧。國人做什麼都“必也正名乎”，連大理學家大禪師也不能幸免，做什麼說什麼都必須來它個“美其名曰”。冠冕則冠冕了，檔次卻好像比真正做了什麼不好的事還低了幾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