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連欲望和衝動都不是自己的人，也沒有性格，就像一個蒸汽機沒有性格一樣。”
——約翰·密爾
隨大溜也好，從眾也好，依舊是這個社會的主旋律。我們在成長的過程中無時無刻不被這種從眾心理影響著，隻是被動和主動的區別而已。
被動就是，父輩們在晚輩求職和婚姻方麵不遺餘力地展現著他們的“深思熟慮”，然後抱團一起給孩子們進行洗腦和施壓，讓孩子們按照他們認為的那條“美好之路”前進。
主動就是，當我們麵臨著學業的困惑、工作的瓶頸、人生的艱難時，我們會本能地選擇退縮、妥協和放棄，躲在自己的小屋裏，寧可拿時間來舔傷口，也絕對不願意探出頭求生存。
看起來，“被動”與“主動”之間並沒有太多的相似點，但其實，無論是“被動”還是“主動”，背後都隱藏著一種根深蒂固的思維——“求安全”。
從眾是因為安全。
從眾去考公務員，是因為公務員的待遇好、工作清閑、沒有下崗的風險。這樣一來，你的生活就會變得比其他需要奔波的人更加安全，無須擔憂社會的波動和經濟的不景氣。
從眾去選擇條件好的人家，是因為條件好的人家經濟有保障，隻要有了婚姻的事實，就可以將自己（暫時或者永久地）置於一個“抗通脹”的安全區域。如果兒女有出息，還可以演繹一個“雞犬升天”的故事。
從眾去選擇跟大多數同事一般，寧可忍受著工資低廉的工作，扮演著可憐又可恨的廉價勞動力，是因為留在即便已經糟糕透頂的公司，總比離職後麵臨失業來得保險。工作再糟糕，每個月也總會有糊口的工資。
安全啊安全，以為跟別人做著一樣的事情，就可以高枕無憂？卻不知道，他們在選擇從眾的那一瞬間，已經將自己人生的“主動權”拱手出讓給了他人。
蜂擁去考公務員的人，除了那些極少數真心為了“治國”鞠躬盡瘁的人外，其他人都將自己後半生的選擇權交給了這個職位，以及決定著這個職位未來走向的“體製”。
想嫁入豪門的人，將選擇權交給了夫（婦）家。對方經濟條件的優越也就證明了婚姻生活中經濟的嚴重不匹配。沒有經濟對等，就很難有話語權。當一個人喪失話語權後，又如何能夠獲得平等權？經濟條件的失衡很自然讓你在婚姻生活中地位不對等。失去了權益的一方，又怎麼可能擁有對等的選擇權。
選擇窩在糟糕工作單位的人，將選擇權交給了無良的公司和雇主。繼續掩耳盜鈴麻木地工作著，不願意正視自己的職業失敗，漸漸成為被動的工作者，不求上進，隻求苟延殘喘活著。新的工作機會也好，新的職業發展也好，都不可能被自己抓住。他們能有的，隻是看雇主的臉色，親手把自己推到了任人魚肉的境地。
其實，“從眾”遠非僅僅隻有這些表現，更多的“從眾”體現在我們生活的方方麵麵，更加不經意，更加微妙。
我們愛說著跟別人立場相似的觀點，附和他人看上去高端的言論，生怕一開口表達不一樣的觀點，就讓別人嘲笑自己見識淺薄。我們喜歡追求別人認可的時尚，跟風時尚達人推廣的那些神奇物品，生怕一不小心就成為時尚的落伍者、別人口中的“土鱉”。我們相信所謂的社交名言，模仿著所謂的“社交高手”的為人處世方式，生怕一旦背道而馳就成為社交場合的“不合時宜者”。我們相信別人口中的“經驗之談”，用“別人都是這麼做的”給自己的跟風正名，生怕一質疑就走不了捷徑，甚至會失敗。我們竭盡全力執行著大眾所認可的那些“價值觀念”，生怕一個閃失就讓自己成為他人口中的“怪人”。
是啊，我們有這麼多的生怕，於是不得不去尋求“安全”。跟著大眾走，不知道結果，卻一定很“安全”。就算出錯，也會有很多人跟我一起出錯。即便真的倒黴，也有很多人跟我一起抱怨，抵消自己犯錯所帶來的內疚感。
選擇獨自做出判斷，就意味著很可能跟社會的主流價值觀背道而馳，就意味著很可能需要背負極大的壓力、默默承受來自四麵八方的質疑，就意味著很可能自己要承擔一切責任和後果，就意味著很可能一旦失敗後就麵臨成千上萬人的嘲笑。
所以，隨大溜是容易的，妥協是方便的，從眾是最安全的，而做一個擁有獨立人格的人是艱難的。
密爾說過：“人類的認知、判斷、有區別的感覺、精神活動甚至道德偏好等能力，隻有在做出選擇時才能夠得到運用。一個出於習俗而做事情的人，並沒有做出任何選擇。他也沒有鍛煉自己的辨別能力，沒有追求什麼是最好。心智和道德與肌肉的力量一樣，隻有通過使用才能夠得到提高。一個讓世界或者他自己的那部分世界為他選擇生活計劃的人，除了類人猿的模仿能力之外，並不具備任何其他能力；而一個為自己選擇計劃的人，運用了他的所有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