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當文人遭遇皇帝,最不幸,最倒黴,被收拾得最殘酷,下場最悲慘者,莫過於秦朝的李斯,和明朝的高啟了。
這兩位文人,都是皇帝下令,活活腰斬而死,創中國文人受刑之最。
皇帝收拾文人,無非兩端,一是讓你活得不痛快,一是讓你死得不痛快。前者的極致,就是要這個犯錯誤的文人,覺得與其苟且地活著受罪,還不若死去。後者的極致,則是要將這個出問題的文人,在緩慢中被消遣著死,讓其在活著的清醒狀態下,看著自己的生命一點一滴地死去。
不能痛快地活,固然難熬,不能痛快地死,其實更難熬。
“腰斬”是一種頗費功夫的酷刑,需要的刑具也頗為複雜。如果隻是砍頭的話,磨得飛快的大刀片子即可勝任。而像高啟這樣,是朱元璋特別關照,要一分為八的“腰斬”,那一段一段鋸劈下來,劊子手的行刑過程應該是相當長的,一時半刻且斷不了氣。
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裏,即使草菅人命的獨裁寡頭,也並不常常使用“腰斬”。隻有一個秦朝,一個明朝,一個殺人如草的秦始皇,一個殺人如麻的朱元璋,腰斬,才是他倆必少不了的花樣。於是,秦朝的李斯,明朝的高啟,我們的前輩同行,首當其衝,成為腰斬的刀下之鬼。
李斯死於公元前208年,高啟死於公元1374年。李斯生年不詳,死時至少應該有60歲以上年紀。高啟生於公元1336年,死時才38歲。
在非正常死亡的中國文人中間,李斯是自己把自己玩死的,他似乎早知道會有這一天,行刑那刻,對受他株連一齊受刑的兒子李由說,從此,咱爺兒倆再不可能在那秋高氣爽的季節裏,牽著黃狗,架著獵鷹,出上蔡東門,在那廣闊天地裏追捕野兔了。
而高啟,甚至押到刑場那一刻,他還弄不明白一篇《上梁文》,一篇隻是應景的,湊趣的,圖個吉利的,討個彩頭的文章,會惹得朱元璋勃然大怒,十萬火急,聖旨急傳,不由分說,動此極刑,不知所為何來?我們這位文人,做了鬼,也不知道那位要過飯,偷過牛,當過和尚,做過蟊賊的朱皇帝,為什麼竟上火到如此地步?
高啟,長洲(今江蘇蘇州)人,字季迪,號槎軒,元末大亂,曾避難鬆江青丘,又號青丘子。文學史習慣將他與楊基、張羽、徐賁稱為“吳中四傑”,也有人稱為“明初四傑”。當代的讀者,即使讀過中文係的,也不會太關注這位在文學史上,已經很冷門的詩人了。
其實,他的詩寫得極好。
集編輯家、評論家、文學家於一身的清人紀曉嵐,對高啟,對其主要著作《大全集》、《鳧藻集》,評價是相當高的。
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他這樣評述:
“啟天才高逸,實據明一代詩人之上。其於詩,擬漢魏似漢魏,擬六朝似六朝,擬唐似唐,擬宋似宋。凡古人之所長,無不兼之。振元末纖穠褥麗之習,而反之於古,啟實為有力。”同時,紀昀也為其英年早折,未展才華,深表遺憾:高啟“行也太早,殞折太速,未能熔轉變化,自為一家,故備有古人之格,而反不能名啟為何格。此則天實限之,非啟過也。”
我讀過高青丘的一首題名《悲歌》的短詩,詩隻八句,但詩人所寫出來的悲愴之情,危絕之境,蒼茫之意,孤憤之心,那種藝術上的震撼力,是相當強烈的。
征途嶮巇,人乏馬饑。
富老不如貧少,美遊不如惡歸。
浮雲隨風,零落四野。
仰天悲歌,泣數行下。
這些詩句,讓人想起陳子昂《登幽州台歌》的大氣,李白《蜀道難》的壯觀,甚至,想起更早年代曹操《苦寒行》和《卻東西門行》的深沉凝重。包括結尾“仰天悲歌,泣數行下”的斷然收煞,也類似曹操“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那戛然而止的句式,很是令人拍案叫絕的。這種不可思議的構想,如果不標出係明初詩人高啟的手筆,以其雄渾的漢唐氣派,沒準會誤認為至少不晚於唐的一首古風。
作為同行,紀曉嵐非常同情高啟的不幸,作為《四庫全書》的總編輯,一個官方機構的負責人,注定了他在文壇,必然是主流派,在政壇,必然是在朝派的身份,又不得不在意自己的言行。第一,自然不能信口議論帝王的是非,哪怕是前朝的,也不置褒貶。第二,你現在說朱元璋的壞話,當今要聯想的話,焉知你將來會不會有一天,嚼我乾隆的舌頭根子?所以,就文章談文章,就詩歌談詩歌,專談高啟的創作成就。
至於怎麼死的,如何死的,一律采取模糊哲學。
有什麼辦法呢?文人的生命力本來不濟,而天才的文人,又更加脆弱些。即使天讓他活,他的皇帝不讓他活,那也隻好認命。朱元璋非要他死,而且一直在找機會讓他死,他豈能不死?俗話說,不怕賊偷,就怕賊惦,皇帝老子要是小人起來,你躲到天邊也不行的。何況,在中國數百個帝王中間,朱元璋是最小人的一個。清人趙翼談到這位朱皇帝,說他“蓋明祖一人,聖賢豪傑盜賊之性,實兼而有之者也”。其實,“盜賊”之後,還應加上“流氓”二字,那描畫才更準確。
遭遇這樣一位“流氓”皇帝,躲了初一,也躲不了十五,高啟死定了。
紀昀當然覺得高啟死得冤,他說:“唐時為古文者,主於矯俗體,故成家者蔚為巨製,不成家者,則流於僻澀。宋時為古文者,主於宗先正,故歐、蘇、王、曾而後,沿及於元,成家者不能自辟門戶,不成家者,亦具有典型。啟詩才富健,工於摹古,為一代巨擘,而古文不甚著名,然生於元末,距宋未遠,猶有前輩軌度,非洪、宣以後漸流於膚廓冗遝、號台閣體者所能及。”
雖然紀昀指出高啟“工於摹古”,但即使“摹”,這位老先生也肯定他的不同凡俗,自成一格之處。“特其摹仿古調之中,自有精神意象存乎其間,譬之褚臨禊帖,究非硬黃雙鉤者比,故終不與北地、信陽、太倉、曆下,同為後人詬病焉。”
紀曉嵐指出的“北地、信陽、太倉、曆下”,係明代文壇上的李夢陽、何景明,王世貞、李攀龍的籍稱,他將這些領一時風騷的諸位聲望卓著的名家。貶了一通,借以褒揚高啟,如此揚此抑彼的鮮明做法,在卷佚浩繁的《提要》中,是不多見的。
主持《四庫全書》編政的他,閱盡數千年的文人,讀遍數萬卷的著作,含英咀華,擇選定奪,品評勘磨,剔誤抉訛,你不能不承認他是大鑒賞家,你也不能不承認他評斷的權威地位。我想,他說高啟為“一代巨擘”,惜未能形成自己的風格,接著又說這不是高啟的過錯,是老天不給他“熔轉變化,自為一家”的時間。這是否為紀昀的皮裏陽秋手法?他對那位朱皇帝是有看法的。
那麼高啟未能給明代文壇增添光彩,這筆賬應該記在誰的頭上,紀昀嘴上不說,大家心裏有數。才38歲的高啟,腰斬處死,又說不上犯了什麼滔天罪行,不能不為文學史一歎,也不能不為中國文人的悲劇命運一哭。
高啟之死,在吳晗的《朱元璋傳》裏,是這樣表述的:“蘇州知府魏觀把知府衙門修在張士誠的宮殿遺址上,被人告發。元璋查看新房子的《上梁文》有‘龍蟠虎踞’四字,大怒,把魏觀腰斬。僉事陳養浩作詩:‘城南有嫠婦,夜夜哭征夫。’元璋恨他動搖士氣,取到湖廣,投在水裏淹死。翰林院編修高啟作《題宮女圖》詩:‘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宮禁有誰來?’元璋以為是諷刺他的,記在心裏。高啟退休後住在蘇州,魏觀案發,元璋知道《上梁文》又是高啟的手筆,舊恨新罪一並算,把高啟腰斬。”
這位叫魏觀的知府,修浚河道,重建衙門,本想留下一點德政,沒想到他還拖累了高啟,都成了刀下之鬼。舊時蓋房子,上梁,是屋頂的關鍵工程,要燒點香燭紙馬,要奉上三牲貢獻,要有一篇琅琅上口的《上梁文》,這是規矩。蘇州是座人文薈萃的古城,蓋的是知府衙門,自然要請一位當地的文人動筆。魏觀認為這件事非高啟莫屬,便派人到鬆江青丘去請他。誰也沒料到,正是這篇文章斷送了國子監祭酒魏觀(因他是湖北蒲坼人,故稱“魏蒲坼”)和翰林院編修高啟(因他曾避難鬆江青丘,人稱之為“高青丘”)的兩條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