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當文人遭遇皇帝，最不幸，最倒黴，被收拾得最殘酷，下場最悲慘者，莫過於秦朝的李斯，和明朝的高啟了。
這兩位文人，都是皇帝下令，活活腰斬而死，創中國文人受刑之最。
皇帝收拾文人，無非兩端，一是讓你活得不痛快，一是讓你死得不痛快。前者的極致，就是要這個犯錯誤的文人，覺得與其苟且地活著受罪，還不若死去。後者的極致，則是要將這個出問題的文人，在緩慢中被消遣著死，讓其在活著的清醒狀態下，看著自己的生命一點一滴地死去。
不能痛快地活，固然難熬，不能痛快地死，其實更難熬。
“腰斬”是一種頗費功夫的酷刑，需要的刑具也頗為複雜。如果隻是砍頭的話，磨得飛快的大刀片子即可勝任。而像高啟這樣，是朱元璋特別關照，要一分為八的“腰斬”，那一段一段鋸劈下來，劊子手的行刑過程應該是相當長的，一時半刻且斷不了氣。
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裏，即使草菅人命的獨裁寡頭，也並不常常使用“腰斬”。隻有一個秦朝，一個明朝，一個殺人如草的秦始皇，一個殺人如麻的朱元璋，腰斬，才是他倆必少不了的花樣。於是，秦朝的李斯，明朝的高啟，我們的前輩同行，首當其衝，成為腰斬的刀下之鬼。
李斯死於公元前208年，高啟死於公元1374年。李斯生年不詳，死時至少應該有60歲以上年紀。高啟生於公元1336年，死時才38歲。
在非正常死亡的中國文人中間，李斯是自己把自己玩死的，他似乎早知道會有這一天，行刑那刻，對受他株連一齊受刑的兒子李由說，從此，咱爺兒倆再不可能在那秋高氣爽的季節裏，牽著黃狗，架著獵鷹，出上蔡東門，在那廣闊天地裏追捕野兔了。
而高啟，甚至押到刑場那一刻，他還弄不明白一篇《上梁文》，一篇隻是應景的，湊趣的，圖個吉利的，討個彩頭的文章，會惹得朱元璋勃然大怒，十萬火急，聖旨急傳，不由分說，動此極刑，不知所為何來？我們這位文人，做了鬼，也不知道那位要過飯，偷過牛，當過和尚，做過蟊賊的朱皇帝，為什麼竟上火到如此地步？
高啟，長洲（今江蘇蘇州）人，字季迪，號槎軒，元末大亂，曾避難鬆江青丘，又號青丘子。文學史習慣將他與楊基、張羽、徐賁稱為“吳中四傑”，也有人稱為“明初四傑”。當代的讀者，即使讀過中文係的，也不會太關注這位在文學史上，已經很冷門的詩人了。
其實，他的詩寫得極好。
集編輯家、評論家、文學家於一身的清人紀曉嵐，對高啟，對其主要著作《大全集》、《鳧藻集》，評價是相當高的。
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他這樣評述：
“啟天才高逸，實據明一代詩人之上。其於詩，擬漢魏似漢魏，擬六朝似六朝，擬唐似唐，擬宋似宋。凡古人之所長，無不兼之。振元末纖穠褥麗之習，而反之於古，啟實為有力。”同時，紀昀也為其英年早折，未展才華，深表遺憾：高啟“行也太早，殞折太速，未能熔轉變化，自為一家，故備有古人之格，而反不能名啟為何格。此則天實限之，非啟過也。”
我讀過高青丘的一首題名《悲歌》的短詩，詩隻八句，但詩人所寫出來的悲愴之情，危絕之境，蒼茫之意，孤憤之心，那種藝術上的震撼力，是相當強烈的。
征途嶮巇，人乏馬饑。
富老不如貧少，美遊不如惡歸。
浮雲隨風，零落四野。
仰天悲歌，泣數行下。
這些詩句，讓人想起陳子昂《登幽州台歌》的大氣，李白《蜀道難》的壯觀，甚至，想起更早年代曹操《苦寒行》和《卻東西門行》的深沉凝重。包括結尾“仰天悲歌，泣數行下”的斷然收煞，也類似曹操“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那戛然而止的句式，很是令人拍案叫絕的。這種不可思議的構想，如果不標出係明初詩人高啟的手筆，以其雄渾的漢唐氣派，沒準會誤認為至少不晚於唐的一首古風。
作為同行，紀曉嵐非常同情高啟的不幸，作為《四庫全書》的總編輯，一個官方機構的負責人，注定了他在文壇，必然是主流派，在政壇，必然是在朝派的身份，又不得不在意自己的言行。第一，自然不能信口議論帝王的是非，哪怕是前朝的，也不置褒貶。第二，你現在說朱元璋的壞話，當今要聯想的話，焉知你將來會不會有一天，嚼我乾隆的舌頭根子？所以，就文章談文章，就詩歌談詩歌，專談高啟的創作成就。
至於怎麼死的，如何死的，一律采取模糊哲學。
有什麼辦法呢？文人的生命力本來不濟，而天才的文人，又更加脆弱些。即使天讓他活，他的皇帝不讓他活，那也隻好認命。朱元璋非要他死，而且一直在找機會讓他死，他豈能不死？俗話說，不怕賊偷，就怕賊惦，皇帝老子要是小人起來，你躲到天邊也不行的。何況，在中國數百個帝王中間，朱元璋是最小人的一個。清人趙翼談到這位朱皇帝，說他“蓋明祖一人，聖賢豪傑盜賊之性，實兼而有之者也”。其實，“盜賊”之後，還應加上“流氓”二字，那描畫才更準確。
遭遇這樣一位“流氓”皇帝，躲了初一，也躲不了十五，高啟死定了。
紀昀當然覺得高啟死得冤，他說：“唐時為古文者，主於矯俗體，故成家者蔚為巨製，不成家者，則流於僻澀。宋時為古文者，主於宗先正，故歐、蘇、王、曾而後，沿及於元，成家者不能自辟門戶，不成家者，亦具有典型。啟詩才富健，工於摹古，為一代巨擘，而古文不甚著名，然生於元末，距宋未遠，猶有前輩軌度，非洪、宣以後漸流於膚廓冗遝、號台閣體者所能及。”
雖然紀昀指出高啟“工於摹古”，但即使“摹”，這位老先生也肯定他的不同凡俗，自成一格之處。“特其摹仿古調之中，自有精神意象存乎其間，譬之褚臨禊帖，究非硬黃雙鉤者比，故終不與北地、信陽、太倉、曆下，同為後人詬病焉。”
紀曉嵐指出的“北地、信陽、太倉、曆下”，係明代文壇上的李夢陽、何景明，王世貞、李攀龍的籍稱，他將這些領一時風騷的諸位聲望卓著的名家。貶了一通，借以褒揚高啟，如此揚此抑彼的鮮明做法，在卷佚浩繁的《提要》中，是不多見的。
主持《四庫全書》編政的他，閱盡數千年的文人，讀遍數萬卷的著作，含英咀華，擇選定奪，品評勘磨，剔誤抉訛，你不能不承認他是大鑒賞家，你也不能不承認他評斷的權威地位。我想，他說高啟為“一代巨擘”，惜未能形成自己的風格，接著又說這不是高啟的過錯，是老天不給他“熔轉變化，自為一家”的時間。這是否為紀昀的皮裏陽秋手法？他對那位朱皇帝是有看法的。
那麼高啟未能給明代文壇增添光彩，這筆賬應該記在誰的頭上，紀昀嘴上不說，大家心裏有數。才38歲的高啟，腰斬處死，又說不上犯了什麼滔天罪行，不能不為文學史一歎，也不能不為中國文人的悲劇命運一哭。
高啟之死，在吳晗的《朱元璋傳》裏，是這樣表述的：“蘇州知府魏觀把知府衙門修在張士誠的宮殿遺址上，被人告發。元璋查看新房子的《上梁文》有‘龍蟠虎踞’四字，大怒，把魏觀腰斬。僉事陳養浩作詩：‘城南有嫠婦，夜夜哭征夫。’元璋恨他動搖士氣，取到湖廣，投在水裏淹死。翰林院編修高啟作《題宮女圖》詩：‘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宮禁有誰來？’元璋以為是諷刺他的，記在心裏。高啟退休後住在蘇州，魏觀案發，元璋知道《上梁文》又是高啟的手筆，舊恨新罪一並算，把高啟腰斬。”
這位叫魏觀的知府，修浚河道，重建衙門，本想留下一點德政，沒想到他還拖累了高啟，都成了刀下之鬼。舊時蓋房子，上梁，是屋頂的關鍵工程，要燒點香燭紙馬，要奉上三牲貢獻，要有一篇琅琅上口的《上梁文》，這是規矩。蘇州是座人文薈萃的古城，蓋的是知府衙門，自然要請一位當地的文人動筆。魏觀認為這件事非高啟莫屬，便派人到鬆江青丘去請他。誰也沒料到，正是這篇文章斷送了國子監祭酒魏觀（因他是湖北蒲坼人，故稱“魏蒲坼”）和翰林院編修高啟（因他曾避難鬆江青丘，人稱之為“高青丘”）的兩條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