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四十六年，玄燁南行巡察河工，途中，在皇子胤祉的奏折上批高郵、鎮江、蘇州三處的“糧價單”。這雖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對一位“日理萬機”的最高統治者來講，能夠留意到與老百姓切切相關的稻米菽豆的價格，比曆史上那些或荒淫無恥，或殺人無算的帝王要強得多了。
應該說，曆代帝王中間，玄燁在位六十一年，是統治中國最長時間的君主之一。在他統治期間，平定三藩，收複台灣，抵製沙俄，鞏固邊疆，使大清王朝達到全盛狀態。他本人好學敏求，勤於政務，“未明求衣，辨色視朝”，在中國封建社會中，是一位比較傑出的君主。
夏四月正青黃不接之際，三地糧食市場，雖有一江之隔，但差價相當接近。糧價沒有大漲大跌，對“民以食為天”的老百姓來說，這日子應該說是相當安生了。
這一次是他第六次南行視察河工，帝王出巡，官員護擁，傘蓋遮雲，旌旗蔽日，那陣勢之威武，那場麵之壯闊，可想而知。時人張符驤作詩記事，對此頗發了幾句牢騷。
“三汊河幹築帝家，金錢濫用比泥沙，宵人未斃江南獄，多分癡心想賜麻。”
“憶得年時宮市開，無遮古董盡駝來，何人卻上《千秋鑒》，也博群王笑一回。”
也許沒人告密的緣故，詩人竟成文字獄的漏網分子，實屬他的幸運。但“金錢濫用比泥沙”的感歎，倒是這位皇帝晚年統治的讖言，堂堂大國，他死後的國庫裏，空空蕩蕩，隻有七百萬兩存銀，也太慚愧了。任何英君明君，無論當初怎麼偉大正確，年事高了以後，難免昏聵，總是以一塌糊塗告終。他的孫子乾隆，統治中國六十年，比他少一年，活了八十八歲的乾隆，傳位嘉慶，大清國也就走下坡路了。以史為鑒，老人統治時間過長，一般來說，絕不是國家民族之幸事。
不過，玄燁五十歲至六十歲，也就是康熙四十三年到五十三年前後，正是他精力最旺盛，治績最輝煌的歲月。看四十六年的這份賬單，一石米價能穩定在銀一兩以內，這是相當難得的太平盛世。
清代衡製的斤，要大於現在公製的市斤，近七百克為一清代斤。那麼，當時的貨幣白銀，每兩折合如今的人民幣，應該是五六十元。《紅樓夢》裏，那個胡庸醫為晴雯看病，濫施虎狼藥，麝月打發他出診費，給了二兩銀子，難怪那大夫高興得抱頭竄耳而去。現在，即使特級教授看專家門診，也沒這麼高的掛號費。
康熙所記，“銀每兩換錢一千文”，這一千，俗稱一吊。按明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史八》：“是日十三位道長，每一個馬上人要錢一吊。一吊者千錢也。”說明吊是以千計數。但各個地方，各個時期，多少錢為吊，並不一致。舊時北京，就以一百個製錢或十個銅元為一吊。所以，一吊錢價值多少，是一道腦筋急轉彎的問題，很難說出準數，最準確的答案，莫如就說是一吊錢。
明代道長們的聚會，各人掏錢一吊，真夠宰人的。道人吃齋不吃葷，無須酒肉，十三吊錢辦一桌素席，應該相當豐盛了。若依這種夥食標準，來衡量康熙一餐飯的花銷，倒也不算侈靡。據當時內務府的一件奏聞：“備禦膳一桌，需用銀十五兩左右。計有豬二，羊二及雞、鴨等其他菜八碗。其中五十斤豬二隻，需銀六兩，羊二隻，需銀四兩。”
康熙的一餐飯，隻需十五吊錢，合人民幣約六百元。比現在一些款爺招待幹部，吃什麼翅鮑席，動輒萬元一桌，開一瓶洋酒，再加好幾千元，相比之下，康熙這皇帝當得有點窩囊。內務府的報告，是康熙五十三年十二月乙亥上奏的。也許，此時的玄燁，年過花甲，肯定其消化能力大不如現今吃鮑翅席，喝人頭馬的這個長或那個長，因此，即使禦膳房給他上滿漢全席，老人家未必消化得動。
另外，康熙本人崇尚儉約，因而也使馬屁精無法鋪張揮霍。所以，玄燁與他老子不同，順治老講崇禎的好話，而他對那位上朝皇帝的宮廷奢糜之風，很不以為然。康熙四十八年十一月，與大學士談明季史事，諭曰：“明朝費用甚奢，興作亦廣，其宮中脂粉錢四十萬兩，供應銀數百萬兩，宮女九千人，內監至十萬人，今則宮中不過四五百人而已。明季宮中用馬口柴、紅螺炭，日以數千萬斤計，俱取諸昌平等州縣，今此柴僅天壇焚燎用之。”從他這番話，便知他要求自己頗為嚴格，注意細節，要不然，不會在南行途中，關心到自由市場上的黑豆、黃豆、江米、芝麻價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