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四十六年,玄燁南行巡察河工,途中,在皇子胤祉的奏折上批高郵、鎮江、蘇州三處的“糧價單”。這雖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對一位“日理萬機”的最高統治者來講,能夠留意到與老百姓切切相關的稻米菽豆的價格,比曆史上那些或荒淫無恥,或殺人無算的帝王要強得多了。
應該說,曆代帝王中間,玄燁在位六十一年,是統治中國最長時間的君主之一。在他統治期間,平定三藩,收複台灣,抵製沙俄,鞏固邊疆,使大清王朝達到全盛狀態。他本人好學敏求,勤於政務,“未明求衣,辨色視朝”,在中國封建社會中,是一位比較傑出的君主。
夏四月正青黃不接之際,三地糧食市場,雖有一江之隔,但差價相當接近。糧價沒有大漲大跌,對“民以食為天”的老百姓來說,這日子應該說是相當安生了。
這一次是他第六次南行視察河工,帝王出巡,官員護擁,傘蓋遮雲,旌旗蔽日,那陣勢之威武,那場麵之壯闊,可想而知。時人張符驤作詩記事,對此頗發了幾句牢騷。
“三汊河幹築帝家,金錢濫用比泥沙,宵人未斃江南獄,多分癡心想賜麻。”
“憶得年時宮市開,無遮古董盡駝來,何人卻上《千秋鑒》,也博群王笑一回。”
也許沒人告密的緣故,詩人竟成文字獄的漏網分子,實屬他的幸運。但“金錢濫用比泥沙”的感歎,倒是這位皇帝晚年統治的讖言,堂堂大國,他死後的國庫裏,空空蕩蕩,隻有七百萬兩存銀,也太慚愧了。任何英君明君,無論當初怎麼偉大正確,年事高了以後,難免昏聵,總是以一塌糊塗告終。他的孫子乾隆,統治中國六十年,比他少一年,活了八十八歲的乾隆,傳位嘉慶,大清國也就走下坡路了。以史為鑒,老人統治時間過長,一般來說,絕不是國家民族之幸事。
不過,玄燁五十歲至六十歲,也就是康熙四十三年到五十三年前後,正是他精力最旺盛,治績最輝煌的歲月。看四十六年的這份賬單,一石米價能穩定在銀一兩以內,這是相當難得的太平盛世。
清代衡製的斤,要大於現在公製的市斤,近七百克為一清代斤。那麼,當時的貨幣白銀,每兩折合如今的人民幣,應該是五六十元。《紅樓夢》裏,那個胡庸醫為晴雯看病,濫施虎狼藥,麝月打發他出診費,給了二兩銀子,難怪那大夫高興得抱頭竄耳而去。現在,即使特級教授看專家門診,也沒這麼高的掛號費。
康熙所記,“銀每兩換錢一千文”,這一千,俗稱一吊。按明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史八》:“是日十三位道長,每一個馬上人要錢一吊。一吊者千錢也。”說明吊是以千計數。但各個地方,各個時期,多少錢為吊,並不一致。舊時北京,就以一百個製錢或十個銅元為一吊。所以,一吊錢價值多少,是一道腦筋急轉彎的問題,很難說出準數,最準確的答案,莫如就說是一吊錢。
明代道長們的聚會,各人掏錢一吊,真夠宰人的。道人吃齋不吃葷,無須酒肉,十三吊錢辦一桌素席,應該相當豐盛了。若依這種夥食標準,來衡量康熙一餐飯的花銷,倒也不算侈靡。據當時內務府的一件奏聞:“備禦膳一桌,需用銀十五兩左右。計有豬二,羊二及雞、鴨等其他菜八碗。其中五十斤豬二隻,需銀六兩,羊二隻,需銀四兩。”
康熙的一餐飯,隻需十五吊錢,合人民幣約六百元。比現在一些款爺招待幹部,吃什麼翅鮑席,動輒萬元一桌,開一瓶洋酒,再加好幾千元,相比之下,康熙這皇帝當得有點窩囊。內務府的報告,是康熙五十三年十二月乙亥上奏的。也許,此時的玄燁,年過花甲,肯定其消化能力大不如現今吃鮑翅席,喝人頭馬的這個長或那個長,因此,即使禦膳房給他上滿漢全席,老人家未必消化得動。
另外,康熙本人崇尚儉約,因而也使馬屁精無法鋪張揮霍。所以,玄燁與他老子不同,順治老講崇禎的好話,而他對那位上朝皇帝的宮廷奢糜之風,很不以為然。康熙四十八年十一月,與大學士談明季史事,諭曰:“明朝費用甚奢,興作亦廣,其宮中脂粉錢四十萬兩,供應銀數百萬兩,宮女九千人,內監至十萬人,今則宮中不過四五百人而已。明季宮中用馬口柴、紅螺炭,日以數千萬斤計,俱取諸昌平等州縣,今此柴僅天壇焚燎用之。”從他這番話,便知他要求自己頗為嚴格,注意細節,要不然,不會在南行途中,關心到自由市場上的黑豆、黃豆、江米、芝麻價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