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問--一、蘇聯的存在與成功，對於你怎樣（蘇維埃建設的十月革命，對於你的思想的路徑和創作的性質，有什麼改變）？
二、你對於蘇維埃文學的意見怎樣？
三、在資本主義的各國，什麼事件和種種文化上的進行，特別引起你的注意？
一，先前，舊社會的腐敗，我是覺到了的，我希望著新的社會的起來，但不知道這"新的"該是什麼；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來以後，是否一定就好。待到十月革命後，我才知道這"新的"社會的創造者是無產階級，但因為資本主義各國的反宣傳，對於十月革命還有些冷淡，並且懷疑。現在蘇聯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確切的相信無階級社會一定要出現，不但完全掃除了懷疑，而且增加許多勇氣了。但在創作上，則因為我不在革命的旋渦中心，而且久不能到各處去考察，所以我大約仍然隻能暴露舊社會的壞處。
二，我隻能看別國--德國，日本--的譯本。我覺得現在的講建設的，還是先前的講戰鬥的--如《鐵甲列車》，《毀滅》，《鐵流》（2）等--於我有興趣，並且有益。我看蘇維埃文學，是大半因為想紹介給中國，而對於中國，現在也還是戰鬥的作品更為緊要。
三，我在中國，看不見資本主義各國之所謂"文化"；我單知道他們和他們的奴才們，在中國正在用力學和化學的方法，還有電氣機械，以拷問革命者，並且用飛機和炸彈以屠殺革命群眾。
注釋：（1）本篇最初發表於《國際文學》一九三四年第三、四期合刊，發表時題為《中國與十月》，同年七月五日蘇聯《真理報》曾予轉載。《國際文學》，雙月刊，國際革命作家聯盟的機關刊物，以俄、德、英、法等文字在蘇聯出版，原名《外國文學消息》，一九三○年十一月改稱《世界革命文學》，一九三三年改名為《國際文學》。
（2）《鐵甲列車》全名《鐵甲列車第14-69號》，伊凡諾夫著，侍桁譯，係魯迅所編《現代文藝叢書》之一，一九三二年神州國光社出版；《毀滅》，法捷耶夫作，魯迅譯，一九三一年三味書屋出版；《鐵流》，綏拉菲摩維支作，曹靖華譯，一九三一年三味書屋出版。這些都是以蘇聯國內戰爭為題材的長篇小說。
憶劉半農君這是小峰出給我的一個題目。
這題目並不出得過分。半農（2）去世，我是應該哀悼的，因為他也是我的老朋友。但是，這是十來年前的話了，現在呢，可難說得很。
我已經忘記了怎麼和他初次會麵，以及他怎麼能到了北京。他到北京，恐怕是在《新青年》（3）投稿之後，由蔡孑民（4）先生或陳獨秀（5）先生去請來的，到了之後，當然更是《新青年》裏的一個戰士。他活潑，勇敢，很打了幾次大仗。譬如罷，答王敬軒的雙鐄信（6），"她"字和"牠"字的創造（7），就都是的。這兩件，現在看起來，自然是瑣屑得很，但那是十多年前，單是提倡新式標點，就會有一大群人"若喪考妣"，恨不得"食肉寢皮"的時候，所以的確是"大仗"。現在的二十左右的青年，大約很少有人知道三十年前，單是剪下辮子就會坐牢或殺頭的了。然而這曾經是事實。
但半農的活潑，有時頗近於草率，勇敢也有失之無謀的地方。但是，要商量襲擊敵人的時候，他還是好夥伴，進行之際，心口並不相應，或者暗暗的給你一刀，他是決不會的。倘若失了算，那是因為沒有算好的緣故。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開一次編輯會，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時最惹我注意的是陳獨秀和胡適之。假如將韜略比作一間倉庫罷，獨秀先生的是外麵豎一麵大旗，大書道："內皆武器，來者小心！"但那門卻開著的，裏麵有幾支槍，幾把刀，一目了然，用不著提防。適之先生的是緊緊的關著門，門上粘一條小紙條道："內無武器，請勿疑慮。"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這樣的人--有時總不免要側著頭想一想。半農卻是令人不覺其有"武庫"的一個人，所以我佩服陳胡，卻親近半農。
所謂親近，不過是多談閑天，一多談，就露出了缺點。幾乎有一年多，他沒有消失掉從上海帶來的才子必有"紅袖添香夜讀書"的豔福的思想，好容易才給我們罵掉了。但他好像到處都這麼地亂說，使有些"學者"皺眉。有時候，連到《新青年》投稿都被排斥。他很勇於寫稿，但試去看舊報去，很有幾期是沒有他的。那些人們批評他的為人，是：淺。
不錯，半農確是淺。但他的淺，卻如一條清溪，澄澈見底，縱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體的清。倘使裝的是爛泥，一時就看不出它的深淺來了；如果是爛泥的深淵呢，那就更不如淺一點的好。
但這些背後的批評，大約是很傷了半農的心的，他的到法國留學，我疑心大半就為此。我最懶於通信，從此我們就疏遠起來了。他回來時，我才知道他在外國鈔古書，後來也要標點《何典》（8），我那時還以老朋友自居，在序文上說了幾句老實話，事後，才知道半農頗不高興了，"駟不及舌"（9），也沒有法子。另外還有一回關於《語絲》的彼此心照的不快活（10）。五六年前，曾在上海的宴會上見過一回麵，那時候，我們幾乎已經無話可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