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小說裏寫的就是這樣的一個家庭。兩個善良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兩個上海某某大學教育係畢業生靠做校對和做“花瓶”勉強度日，不死不活的困苦生活增加了意見不合的婆媳間的糾紛，夾在中間受氣的又是丈夫又是兒子的小公務員默默地吞著眼淚，讓生命之血一滴一滴地流出去。這便是國民黨統治下善良的知識分子的悲劇，悲劇的形式雖然不止這樣一種，但都不能避免家破人亡的結局。汪文宣一家四口包括祖孫三代，可是十三歲的初中學生在學校寄宿，他身體弱，功課緊，回家來不常講話，他在家也不會引起人注意；所以我在小說裏隻著重地寫了三個人，就是上麵講過的那三個人。關於他們，我還想聲明一次：生活是真實的，人物卻是拚湊攏來的。當初我腦子裏並沒有一個真實的汪文宣。隻有在小說脫稿以後我才看清了他的麵顏。四年前吳楚帆先生到上海，請我去看他帶來的香港粵語片《寒夜》，他為我擔任翻譯。我覺得我腦子裏的汪文宣就是他扮演的那個人。汪文宣在我的眼前活起來了，我讚美他的出色的演技，他居然縮短了自己的身材！一般地說，身材高大的人常常使人望而生畏，至少別人不敢隨意欺侮他。其實在金錢和地位占絕對優勢的舊社會裏，形象早已是無關重要的了。要是汪文宣忽然得到某某人的提拔升任正中書局經理、主任，或者當上銀行經理、公司老板等等，他即使骨瘦如柴、彎腰駝背，也會到處受人尊敬，誰管他有沒有淵博的學問，有沒有崇高的理想，過去在大學裏書念得好不好。汪文宣應當知道這個“真相”。可是他並不知道。他天真地相信著壞蛋們的謊言，他有耐心地等待著好日子的到來。結果，他究竟得到了什麼呢？
我在前麵說過對於小說中那三個主要人物，我全同情。但是我也批評了他們每一個人。他們都有缺點，當然也有好處。他們彼此相愛（婆媳兩人間是有隔閡的），卻又互相損害。他們都在追求幸福，可是反而努力走向滅亡。對汪文宣的死，他的母親和他的妻子都有責任。她們不願意他病死，她們想盡辦法挽救他，然而她們實際做到的卻是逼著他，推著他早日接近死亡。汪文宣自己也是一樣，他願意活下去，甚至在受盡痛苦之後，他仍然熱愛生活。可是他終於違背了自己的意誌，不聽母親和妻子的勸告，有意無意地糟蹋自己的身體，大步奔向毀滅。這些都是為了什麼呢？難道三個人都發了狂？
不，三個人都沒有發狂。他們都是不由自主的。他們的一舉一動都不是出於本心，快要崩潰的舊社會、舊製度、舊勢力在後麵指揮他們。他們不反抗，所以都做了犧牲品。舊勢力要毀滅他們，他們不想保護自己。其實他們並不知道怎樣才能保護自己。這些可憐人，他們的確象某一個批評家所說的那樣，始終不曾“站起來為改造生活而鬥爭過”。他們中間有的完全忍受，象汪文宣和他的母親；有的並不甘心屈服，還在另找出路，如曾樹生。然而曾樹生一直坐在“花瓶”的位子上，會有什麼出路呢？她想擺脫毀滅的命運，可是人朝南走絕不會走到北方。
我又想起吳楚帆主演的影片了。影片裏的女主角跟我想象中的曾樹生差不多。隻是她有一點跟我的人物不同。影片裏的曾樹生害怕她的婆母。她因為不曾舉行婚禮便和汪文宣同居，一直受到婆母的輕視，自己也感到慚愧，隻要婆母肯原諒她，她甘願做個孝順媳婦。可是婆母偏偏不肯原諒，把不行婚禮當作一件大罪，甚至因為它，寧願毀掉兒子的家庭幸福。香港影片的編導這樣處理，可能有他們的苦衷。我的小說人物卻不是這樣。在我的小說裏造成汪文宣家庭悲劇的主犯是蔣介石國民黨，是這個反動政權的統治。我寫那幾個人物的時候，我的小說情節逐漸發展的時候，我這樣地了解他們，認識他們：
汪文宣的母親的確非常愛兒子，也願意跟著兒子吃苦。然而她的愛是自私的，正如她的媳婦曾樹生所說，是一個“自私而又頑固、保守”的女人。她不喜歡媳婦，因為一則，媳婦不是象她年輕時候那樣的女人，不是對婆母十分恭順的孝順媳婦；二則，她看不慣媳婦“一天打扮得妖形怪狀”，上館子，參加舞會，過那種“花瓶”的生活；三則，兒子愛媳婦勝過愛她。至於“你不過是我兒子的‘姘頭’。我是拿花轎接來的”，不過是在盛怒時候的一個作戰的武器，一句傷害對方的咒罵而已。因為在一九四四年，已經沒有人計較什麼“結婚儀式”了。兒子連家都養不活，做母親的哪裏還會念念不忘那種奢侈的儀式？她希望恢複的，是過去婆母的權威和舒適的生活。雖然她自己也知道過去的日子不會再來，還是靠媳婦當“花瓶”，一家人才能夠勉強地過日子，可是她仍然不自覺地常常向媳婦擺架子發脾氣，而且正因為自己間接地花了媳婦的錢更不高興媳婦，常常借故在媳婦身上發泄自己的怨氣。媳婦並不是逆來順受的女人，隻會給這位婆母碰釘子。生活苦，環境不好，每個人都有滿肚皮的牢騷，一碰就發，發的次數愈多，愈不能控製自己。因此婆媳間的不和越來越深，誰也不肯讓步。這個平日鍾愛兒子的母親到了怒火上升的時候，連兒子的話也聽不進去了。結果兒子的家庭幸福也給破壞了。雖然她常常想而且願意交出自己的一切來挽救兒子的生命，可是她的怒火卻隻能加重兒子的病，促使死亡早日到來。
汪文宣，這個忠厚老實的舊知識分子，在大學念教育係的時候，“滿腦子都是理想”，有不少救人濟世的宏願。可是他在舊社會裏工作了這麼些年，地位越來越低，生活越來越苦，意氣越來越消沉，他後來竟然變成了一個膽小怕事、見人低頭、懦弱安分、甘受欺侮的小公務員。他為了那個吃不飽穿不暖的位置，為了那不死不活的生活，不惜犧牲了自己年輕時候所寶貴的一切，甚至自己的意誌。然而苟安的局麵也不能維持多久，他終於害肺病，失業，吐盡血，失掉聲音痛苦地死去。他“要活”，他“要求公平”。可是舊社會不讓他活，不給他公平。他念念不忘他的妻子，可是他始終沒有能等到她回來再見一麵。
曾樹生和她的丈夫一樣，從前也是有理想的。他們夫婦離開學校的時候，都有為教育事業獻身的決心。可是到了《寒夜》裏，她卻把什麼都拋棄了。她靠自己生得漂亮，會打扮，會應酬，得到一個薪金較高的位置，來“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來培養兒子讀書，來補貼家用。她並不願意做“花瓶”，她因此常常苦悶、發牢騷。可是為了解決生活上的困難，為了避免吃苦，她竟然甘心做“花瓶”。她口口聲聲嚷著追求自由；其實她所追求的“自由”也是很空虛的，用她自己的話來解釋，就是：“我愛動，愛熱鬧，我需要過熱情的生活。”換句話說，她追求的也隻是個人的享樂。她寫信給她丈夫說：“我……想活得痛快。我要自由。”其實，她除了那有限度的享樂以外，究竟有什麼“痛快”呢？她又有過什麼“自由”呢？她有時也知道自己的缺點，有時也會感到苦悶和空虛。她或許以為這是無名的惆悵，絕不會想到，也不肯承認，這是沒有出路的苦悶和她無法解決的矛盾，因為她從來就不曾為著改變生活進行過鬥爭。她那些追求也不過是一種逃避。她離開汪文宣以後，也並不想離開“花瓶”的生活。她很可能答應陳經理的要求同他結婚，即使結了婚她仍然是一個“花瓶”。固然她並不十分願意嫁給年紀比她小兩歲的陳經理，但是除非她改變生活方式，她便難擺脫陳經理的糾纏。他們在經濟上已經有密切的聯係了，她靠他幫忙，搭夥做了點囤積、投機的生意，賺了一點錢。她要跟他決裂，就得離開大川銀行，另外安排生活。然而她缺乏這樣的勇氣和決心。她丈夫一死，她在感情上更“自由”了。她很有可能在陳經理的愛情裏尋找安慰和陶醉。但是他也不會帶給她多大的幸福。對她來說，年老色衰的日子已經不太遠了。陳經理不會長久守在她的身邊。這樣的事在當時也是常見的。她不能改變生活，生活就會改變她。她不站起來進行鬥爭，就隻有永遠處在被動的地位。她有一個十三歲的兒子。她不象一般母親關心兒子那樣地關心他，他對她也並不親熱。兒子象父親，又喜歡祖母，當然不會得到她的歡心。她花一筆不算小的款子供給兒子到所謂“貴族學校”念書，好象隻是在盡自己的責任。她在享受她所謂“自由”的時候，頭腦裏連兒子的影子也沒有。最後在小說的“尾聲”裏，她從蘭州回到重慶民國路的舊居，隻看見一片陰暗和淒涼，丈夫死了，兒子跟著祖母不知走到哪裏去了。影片中曾樹生在汪文宣的墓前放上一個金戒指，表示自己跟墓中人永不分離，她在那裏意外地見到了她的兒子和婆母。婆母對她溫和地講了一句話，她居然感激地答應跟著祖孫二人回到家鄉去，隻要婆母肯收留她，她做什麼都可以。這絕不是我寫的曾樹生。曾樹生不會向她的婆母低頭認錯，也不會放棄她的“追求”。她更不會親手將“花瓶”打碎。而且在一九四五年的暮秋或初冬，她們婆媳帶著孩子回到家鄉，拿什麼生活？在國民黨反動派統治下，要養活一家三口並不是容易的事。曾樹生要是能吃苦，她早就走別的路了。她不會曆盡千辛萬苦去尋找那兩個活著的人。她可能找到丈夫的墳墓，至多也不過痛哭一場。然後她會飛回蘭州，打扮得花枝招展，以銀行經理夫人的身份，大宴賓客。她和汪文宣的母親同樣是自私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