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寒夜》，我過去已經談得不少。這次在談《激流》的回憶裏我寫過這樣的話：“我在自己身上也發現我大哥的毛病，我寫覺新……也在鞭撻我自己。”那麼在小職員汪文宣的身上，也有我自己的東西。我曾經對法國朋友講過：我要不是在法國開始寫了，我可能走上汪文宣的道路，會得到他那樣的結局。這不是虛假的話，但是我有這種想法還是最近兩三年的事。我借覺新鞭撻自己的說法，也是最近才搞清楚的。過去我一直背誦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家丹東的名言：“大膽，大膽，永遠大膽！”丹東一七九四年勇敢地死在斷頭機上，後來給埋葬在巴黎先賢祠裏麵。我一九二七年春天瞻仰過先賢祠，但是那裏的情況，我一點也記不起了。除了那句名言外，我隻記得他在法庭上說過，他的姓名要長留在先賢祠裏。我一九三四年在北平寫過一個短篇《丹東的悲哀》對他有些不滿，但他那為國獻身的精神永遠值得我學習。我在三十年代就幾次引用丹東的名句，我寫覺慧時經常想到這句話。有人說覺慧是我，其實並不是。覺慧同我之間最大的差異便是他大膽，而我不大膽，甚至膽小。以前我不會承認這個事實，但是經過所謂“文化大革命”後，我對自己可以說看得比較清楚了。在那個時期我不是唯唯諾諾地忍受著一切嗎？這究竟是為了什麼？我曾經作過這樣的解釋：中了催眠術。看來並不恰當，我不單是中了魔術，也不止是別人強加於我，我自己身上本來就有毛病。我幾次校閱《激流》和《寒夜》，我越來越感到不舒服，好象我自己埋著頭立在台上受批判一樣。在向著偉大神明低首彎腰叩頭不止的時候，我不是“作揖哲學”和“無抵抗主義”的忠實信徒嗎？
我寫《寒夜》和寫《激流》有點不同，不是為了鞭撻汪文宣或者別的人，是控訴那個不合理的社會製度，那個一天天腐爛下去的使善良人受苦的製度。一九四四年秋冬之際一個夜晚，在重慶警報解除後一兩個小時，我開始寫《寒夜》。當時我的腦子裏隻有汪文宣，而且麵貌不清楚，不過是一個貧苦的患肺結核的知識分子。我寫了躲警報時候的見聞，也寫了他的妻子和家庭的糾紛。這一切都是圍繞著汪文宣進行的。我並沒有具體的計劃，也不曾花費時間去想怎樣往下寫。但肺病患者悲慘死亡的結局卻是很明確的。這樣的結局我見過不少。我自己在一九二五年也患過肺病。的確是這樣：我如果不是偶然碰到機會順利地走上了文學道路，我也會成為汪文宣。汪文宣有過他的黃金時代，也有過崇高的理想。然而他和許多知識分子一樣讓那一大段時期的現實生活毀掉了。我寫汪文宣，寫《寒夜》，是替知識分子講話，替知識分子叫屈訴苦。在當時的重慶和其他的“國統區”，知識分子的處境很困難，生活十分艱苦，社會上最活躍、最吃得開的是搞囤積居奇，做黃（金）白（米）生意的人，還有卡車司機。當然做官的知識分子是例外，但要做大官的才有權有勢。做小官、沒有掌握實權的隻得吃平價米。
那一段時期的確是斯文掃地。我寫《寒夜》，隻有一個念頭：這種情況不能再繼續下去。我的腦子裏常常出現三個人的麵貌：第一位是我的老友陳範予兄。我在早期的散文裏幾次談到他，他患肺結核死在武夷山，臨死前還寫出歌頌“生之歡樂”的散文。但是在給我的告別信裏他說：“咽喉劇痛，聲音全部啞失……。最近幾個月來我已受夠了病的痛苦。”第二位是另一個老友王魯彥兄。在他需要幫助的時候，我沒有認真地給他援助。我最後一次看見他，他的聲音已經啞了，但他還拄著手杖一拐一拐地走路，最後聽說他隻能用鈴子代替語言，卻仍然沒有失去求生的意誌。他寂寞淒涼地死在鄉下。第三位是我一個表弟。抗戰初期他在北平做過地下工作，後來回到家鄉，仍在郵局服務。我一九四二年回成都隻知道他身體弱，不知道他有病。以後聽說他結婚，又聽說他患肺結核。最後有人告訴我表弟病重，痛苦不堪，幾次要求家人讓他死去，他的妻子終於滿足了他的要求，因此她受到一些人的非難。我想擺脫這三張受苦人的臉，他們的故事不斷地折磨我。我寫了幾頁稿紙就讓別的事情打岔，沒有再寫下去。是什麼事情打岔？我記不清楚了。大概是“湘桂大撤退”以後，日軍進入貴州威脅重慶的那件大事吧。
我在《寒夜》後記裏說，朋友趙家璧從桂林撤到重慶，在金城江大火中喪失一切，想在重慶建立新的據點，向我約稿，我答應給他一部。我還記得，他來找我，我住在重慶民國路文化生活出版社樓梯下那間很小的屋子裏。他毫不氣餒地講他重建出版公司的計劃，忽然外麵喊起“失火”來，大家亂跑，人聲嘈雜，我到了外麵，看見樓上冒煙，大吃一驚。蕭珊當時在成都（她比我先到重慶，我這年七月從貴陽去看她，準備不久就回桂林，可是剛住下來，就聽到各種謠言，接著開始了“湘桂大撤退”，我沒有能再去桂林），我便提著一口小箱子跑到門外人行道上。這是我唯一的行李，裏麵幾件衣服，一部朋友的譯稿，我自己的一些殘稿，可能有《寒夜》的前兩頁。倘使火真的燒了起來，整座大樓一定會變成瓦礫堆，我的狼狽是可想而知的，《寒夜》在中斷之後也不會再寫下去了，因為汪文宣一家住在這座大樓裏，就是起火的屋子，我講的故事就圍繞著這座樓、就在這幾條街上進行，從一九四四年暮秋初冬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冬天的寒夜。
幸而火並未成災就給撲滅了，我的生活也不曾發生大的變化。蕭珊從成都回來，我們在樓梯下的小屋裏住了幾個月，後來又搬到沙坪壩借住在朋友吳朗西的家中。家璧的圖書公司辦起來了。我沒有失信，交卷了，是這年（一九四五）上半年在沙坪壩寫成的，但它不是《寒夜》，我把《寒夜》的手稿放在一邊，另外寫了一本《第四病室》，寫我前一年在貴陽中央醫院第三病室裏的經曆。在重慶排印書稿比較困難，我的排竣打好紙型，不久，日本政府就宣布投降了。
八年抗戰，勝利結束。在重慶起初是萬眾歡騰，然後是一片混亂。國民黨政府似乎毫無準備，人民也沒有準備。從外省來的人多數都想奔回家鄉，卻找不到交通工具，在各處尋找門路。土紙書沒有人要了，文化生活出版社顯得更冷清，家璧的圖書公司當然也是這樣。沒有在重慶印出，家璧把紙型帶到上海。我還留在重慶時，有熟人搭飛機去上海，動身的前夕，到民國路來看我，我順便把包封好的《第四病室》的手稿托他帶去。後來朋友李健吾和鄭振鐸在上海創辦《文藝複興》月刊，知道我寫了這本，就拿去在刊物上連載。剛剛刊出了第一部分，趙家璧回到上海，準備出版全書。他和振鐸、健吾兩位都相熟，既然全書就要刊行，刊物不便繼續連載，隻發表了一次，為這事情我感到對不起《文藝複興》的讀者（事情的經過我後來才知道）。因此我決定把下一部交給這個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