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試點隻辦一年就停了。原因甚多，主要是經濟力量不足。譬如，專家設計並在北郊農場建成的萬頭機械化豬場，由於精飼料沒有來源，僅僅飼養100頭豬，作個“示範表演”而已。建成的10萬隻機械化養雞場，無人投資，也因為飼料短缺，根本沒有進雞。水田機械化的“電犁”和“閃電施肥”的電網架設起來之後，由於管理和培訓農民的工作跟不上，反而造成耕牛觸電，也拆除了。但這並不等於試點失敗。《試點總結報告》是我執筆寫的：通過“選、改、創”，初步獲得了數十項適合北京地區使用的農機具；選購拖拉機和維修設備，裝備了北郊農場的機務隊和農機修配站；許多設計方案和圖紙資料，留交北京農機研究所繼續使用。“失敗”的項目也是收獲，它告訴我們，農業機械化的資金主要應由農場和公社自力籌集，國家隻能支援帶有科研性質的少數項目。寫到這一點時，有個例子被張所長刪掉了--北郊一戶農民養48隻鴨子，賣鴨蛋賺了些錢，上級就批判他違反“以糧為綱”的方針，不準搞這種“損公肥私”的家庭副業--我寫此事的本意是說，農民手裏沒錢，怎麼為農業機械化籌集資金呢？何況鴨子和鴨蛋都是市麵上奇缺的食品呀。可是張所長說，雞鴨會偷吃集體的糧食，要是社員養的雞鴨多了，私心也就重了，必然分散為集體幹活兒的精力。他還嚴肅地批評我“不懂政治”。
參加技術服務隊
蘇聯政府20世紀30年代曾經把30萬台拖拉機投放到集體農莊，結果是沒用兩年全部報廢。因為沒有培訓出熟練的機手和修理工，沒有形成合理的農機管理機製和維修網。相比之下，我們社員的文化技術水平，還不如人家的莊員。有鑒於此，北京市於1965年組成大規模的農機技術服務隊，由王純副市長任總隊長，下設四個分隊，以市屬農機、機電、生產資料等部門的200多名技術人員為骨幹，以“滾雪球”的方式開展工作--下到區縣，相關的技術人員就參加進來，下到社隊，負責“機、電、水”的管理人員也參加進來，總數達到兩千餘人，分片分期地進行農機普查和檢修，同時舉辦電工、機手培訓班，既上技術課，又帶領機手共同檢修他們自己使用的農機具，並建立農機檔案。
我所在的分隊，有骨幹隊員四十多人，負責房山、豐台、昌平、延慶四個區縣。大家背著簡單的行李、專用工具、儀表和緊缺的零件，由一個村走到另一個村，“吃千家飯，住百家店”，從春到冬幹了一年，收獲很大。
與全國農村相比，北京郊區的條件還是比較好的，主要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隊有電和通了簡易公路，所以各種農機具的數量也比較多。然而，突出的問題是社隊幹部文化水平偏低，管理不善，社員群眾更缺乏機電常識，加之國產農機具的質量不過關，在使用過程中損壞率甚高，還經常發生傷人事故。譬如，有一種鍘草機，在房山縣就發生50多起傷手事故，社員叫它“鍘手機”！我們給上級打報告，責令生產廠家停產整頓。又如，服務隊的技工在檢修機具時說聲“缺機油。”生產隊長就回家宰了老母雞，送來半碗雞油。
農村機具普遍缺少維修、保養。昌平縣的不少水泵壞了，棄置不用，或另買新的。我們把壞泵拆開看，有些是吸進砂石，打壞了葉片；有些被雜草、水蛇、死貓、爛耗子堵塞。而那些還在使用的水泵，進水口也不加護網，有的還把清水泵當汙水泵使用。並非所有的機手都缺少這點常識，此中還隱藏著奧秘：社員出工有“甜活”與“苦活”之分，壯勞力幹一天記10分（滿分），婦女和半勞力記5分，雨雪天氣不出工就不記工分。而機手屬於“專攤專業”，全年記滿分。年終結算，按工分計酬，且與口糧掛鉤，“工分工分，社員的命根兒！”因此，通常是大隊幹部和生產隊長的子女當機手，而招工、當兵、上學、提幹等“農轉非”的機會也優先讓給他們，女機手“一嫁軍，二嫁幹，嫁個工人吃飽飯，高低不嫁莊稼漢”，所以機手隊伍很不穩定，有點經驗的老機手走了，新機手也並不安心，往往以此為跳板，一撥一撥地換人。就此問題我們給上級寫過報告，要求對農村電工、機手采取考試上崗的辦法，破除幹部子女的特權，以促進機手的學習積極性和保持隊伍的相對穩定。但在“階級鬥爭為綱”和“官本位”習慣勢力的製約下，王純副市長大概也難下批文。
在技術服務隊的後半年，我擔任分隊長，還學會了修理深井泵。昌平和延慶的山區，由國家貸款鑽了一些百多米的深井，以解決人畜飲水問題。這些價值3萬多元一眼的深井，更沒人檢修保養，有的使用不到一年就壞了。可惜我們也不會修理。請示總隊，回答是全市隻有幾位師傅懂行，已經派往密雲、平穀山區。我立即帶上技工前去學徒，還趕製了專用工具。回來修理時仍然提心吊膽：我們用3天時間，手拉倒鏈，把2米5長的泵管一節節提出來，幾十節之後才是那大冰糖葫蘆似的九級泵。檢修時，要憑眼力調直幾十根兩米五長的傳動軸。“機器匠，拆了裝，裝不上，咋交賬”？我們再用4天進行組裝，保持傳動軸與泵管、井管“三同心”，慢慢放回井裏去。難就難在我們完全是手工操作，如有一節泵管沒夾牢，或者滑鏈，這3噸重的深井泵掉進井裏，深井就得報廢！如有一根立軸沒調直，或者組裝時有個螺母掉進泵管，那就前功盡棄--得重新把它提出來……真是誠惶誠恐啊，為保持手感靈敏，誰也不敢戴手套，磨出血來也不戴。
當年的機電產品由國家統一分配，生產廠家並不關心銷路，也沒有“保修包換”之類的售後服務。像深井泵這樣的重要產品也沒人管。我學會了這手活兒，在京郊小有名氣，以致“文革”中被“專政”期間，還有人找到“牛棚”，請我去修深井泵，軍代表也不敢拒絕“貧下中農的請求”，隻好“放牛”歸山。
認識了水的艱難
1969年我被下放到平穀農村勞動，不久，市裏又要辦農機試點，便把我抽調到大華山公社“幫助工作”。這次的農機試點共有四處：四季青公社代表菜區，大華山公社代表山區，通縣小海子大隊代表平原，順義北軍營大隊代表丘陵區。這四個社隊基本上概括了京郊農業機械化“因地製宜”的不同需求，比1960年農機試點的規模小得多，由農機局與試點社隊合辦，專職人員10幾個，資金10幾萬，堅持辦了10幾年，出了許多好經驗。
“半夜驢鈴響，火把點點亮，下山馱水忙”--這是我在一篇調查報告裏描述大華山公社李家峪村民尋求生活用水的情景。住進深山村李家峪，才認識了水。這裏曆來蓄存雨水，農戶用缸，小水窖，集體建有蓄水池，以解決人畜飲水。雨水不潔。小水窖裏孳生孑孓。生產隊和農戶都養驢，它是山區的主要畜力，驢群也到池邊飲水，泥土和驢糞便落入蓄水池。我們喝的就是這種水。村民說，“李家峪的男女老少，人人都有半肚子泥球，半肚子驢糞蛋兒！”
這樣的水也貴如油。村民們“一水多用”：先淘米，澄清後洗菜，再澄清後洗臉（全家人用這半盆水，當然不能搓肥皂），再澄清後洗碗筷，此後已無法澄清了，便用它煮豬食。老下是接受“再教育”的，自然應該依法用水。但有一點特殊化--我把髒衣服攢起來，每月回城時，大洗三天--可算有了自來水啦，情不自禁地天天洗澡，放量喝茶，想把自身裏裏外外衝刷幹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