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北京初雪,我一家三口都從鴿籠式的宿舍樓跑了出去,各幹各的,老伴兒去交電話費,我買電腦打印機的色帶,女兒有她的愛好,不知跑哪兒去了。但也有共同點,我們都願意讓雪花兒撒到身上,呼吸大雪濾過的清新空氣。
回來我就到三樓去看望老作家端木蕻良,81歲高齡的老先生正坐在書房靠窗的桌前寫稿,時不時地也可欣賞一下這漫天飛舞的鵝毛大雪吧。
“瑞雪兆豐年!我剛出去跑了一圈兒,就想著回來報告您一件事兒:上個月我去秦嶺,也是在漫天大雪之中看見了嘉陵江的源頭。”
我與端木老的緣份很長,也很有趣兒。先說最早的緣份吧,發生在我出生以前--此話怎講?1980年我調入北京作家協會的時候,端木蕻良是作協副主席,在一次紀念前任主席老舍先生的座談會上,聽了我的發言(回憶1953年老舍先生作為祖國人民赴朝慰問團的總副團長,在戰地還要尋找我這個當誌願軍的“侄子”--他跟我父親是拜把子兄弟,我父母雙亡,他這當“二爹”的有責任關懷我的成長--見麵後,我說停戰啦,想回國當作家,反而挨他一頓批評:誰想當作家都好,那就拿出貨色來!我50多了還到前線來向誌願軍學習,你年紀輕輕的怎麼可以脫離這火熱的鬥爭生活?)之後,端木老相告,“我是你父親的學生。令尊在‘五四’時期很活躍,寫過不少文章。”哈,那是20年代的事兒啦,端木在天津南開中學念書,我的父母(還沒結婚)和老舍都在南開教書,那時候哪兒有我呢。
這個緣份延續到1949年。重慶剛解放,我們重慶南開中學的幾百名高中生就參軍了。一天晚飯後,軍文工團的團長隊長和許多演員來跟學生兵聯歡,互相拉歌子,出節目。我在校時是學生合唱團的“主力”,並不怯場,大大方方地唱了一首名歌《嘉陵江上》,獲得熱烈的掌聲。孰料“一曲定終身”,第二天就被調到文工團當演員去了--原來這次聯歡的目的就是文工團挑選演員。18歲的青年可塑性很強。我的這些男女同學,被衛生營選走的後來當了軍醫,被參訓隊選走的培養成參謀,今天還有沒退休的中將參謀長呢。大概隻有我最倒楣,選入文工團,就像個癡情女似的死死愛上了文藝這一行,每次運動都挨“整”,越“整”越堅強,連“反革命”都當過了,仍然“九死而不悔”。為稿費嗎?不!莫非您沒聽說過“《十五的月亮》十六圓(元)”?就算我通宵達旦“爬格子”又能爬出幾個錢!
此事與端木蕻良有什麼幹係呢?有。那膾炙人口的《嘉陵江上》就是他寫的歌詞:那一天/敵人打到了我的村莊/我便失去了我的田舍、家人和牛羊/如今我徘徊在嘉陵江上/我仿佛聞到故鄉泥土的芳香/一樣的流水/一樣的月亮/我已失去了一切歡笑和夢想/江水每夜嗚咽的流過/都仿佛流在我的心上……
“您這歌詞是哪年寫的?”
“1938--蘆溝橋事變的第二年。我們逃難到重慶,跟賀綠汀在一起,由他作曲。”
“住在嘉陵江邊上嗎?”
端木老點點頭,“我們在複旦大學。住在重慶郊區,村名黃桷樹。”
我把剛參軍時在聯歡會上唱《嘉陵江上》這首歌和“一曲定終身”的往事告訴他,說這也是一種緣份。卻不忍心向他發牢騷。瞧,行走不便的老先生至今不是還在伏案筆耕“爬格子”麼。是啊,既然愛上了文學,大概也就隻能“清貧”到底了。這又使我想起老舍先生半個世紀以前寫的《文牛》,他開門見山地說,誰要從事文學,就必須準備作出種種犧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