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北京初雪，我一家三口都從鴿籠式的宿舍樓跑了出去，各幹各的，老伴兒去交電話費，我買電腦打印機的色帶，女兒有她的愛好，不知跑哪兒去了。但也有共同點，我們都願意讓雪花兒撒到身上，呼吸大雪濾過的清新空氣。
回來我就到三樓去看望老作家端木蕻良，81歲高齡的老先生正坐在書房靠窗的桌前寫稿，時不時地也可欣賞一下這漫天飛舞的鵝毛大雪吧。
“瑞雪兆豐年！我剛出去跑了一圈兒，就想著回來報告您一件事兒：上個月我去秦嶺，也是在漫天大雪之中看見了嘉陵江的源頭。”
我與端木老的緣份很長，也很有趣兒。先說最早的緣份吧，發生在我出生以前--此話怎講？1980年我調入北京作家協會的時候，端木蕻良是作協副主席，在一次紀念前任主席老舍先生的座談會上，聽了我的發言（回憶1953年老舍先生作為祖國人民赴朝慰問團的總副團長，在戰地還要尋找我這個當誌願軍的“侄子”--他跟我父親是拜把子兄弟，我父母雙亡，他這當“二爹”的有責任關懷我的成長--見麵後，我說停戰啦，想回國當作家，反而挨他一頓批評：誰想當作家都好，那就拿出貨色來！我50多了還到前線來向誌願軍學習，你年紀輕輕的怎麼可以脫離這火熱的鬥爭生活？）之後，端木老相告，“我是你父親的學生。令尊在‘五四’時期很活躍，寫過不少文章。”哈，那是20年代的事兒啦，端木在天津南開中學念書，我的父母（還沒結婚）和老舍都在南開教書，那時候哪兒有我呢。
這個緣份延續到1949年。重慶剛解放，我們重慶南開中學的幾百名高中生就參軍了。一天晚飯後，軍文工團的團長隊長和許多演員來跟學生兵聯歡，互相拉歌子，出節目。我在校時是學生合唱團的“主力”，並不怯場，大大方方地唱了一首名歌《嘉陵江上》，獲得熱烈的掌聲。孰料“一曲定終身”，第二天就被調到文工團當演員去了--原來這次聯歡的目的就是文工團挑選演員。18歲的青年可塑性很強。我的這些男女同學，被衛生營選走的後來當了軍醫，被參訓隊選走的培養成參謀，今天還有沒退休的中將參謀長呢。大概隻有我最倒楣，選入文工團，就像個癡情女似的死死愛上了文藝這一行，每次運動都挨“整”，越“整”越堅強，連“反革命”都當過了，仍然“九死而不悔”。為稿費嗎？不！莫非您沒聽說過“《十五的月亮》十六圓（元）”？就算我通宵達旦“爬格子”又能爬出幾個錢！
此事與端木蕻良有什麼幹係呢？有。那膾炙人口的《嘉陵江上》就是他寫的歌詞：那一天/敵人打到了我的村莊/我便失去了我的田舍、家人和牛羊/如今我徘徊在嘉陵江上/我仿佛聞到故鄉泥土的芳香/一樣的流水/一樣的月亮/我已失去了一切歡笑和夢想/江水每夜嗚咽的流過/都仿佛流在我的心上……
“您這歌詞是哪年寫的？”
“1938--蘆溝橋事變的第二年。我們逃難到重慶，跟賀綠汀在一起，由他作曲。”
“住在嘉陵江邊上嗎？”
端木老點點頭，“我們在複旦大學。住在重慶郊區，村名黃桷樹。”
我把剛參軍時在聯歡會上唱《嘉陵江上》這首歌和“一曲定終身”的往事告訴他，說這也是一種緣份。卻不忍心向他發牢騷。瞧，行走不便的老先生至今不是還在伏案筆耕“爬格子”麼。是啊，既然愛上了文學，大概也就隻能“清貧”到底了。這又使我想起老舍先生半個世紀以前寫的《文牛》，他開門見山地說，誰要從事文學，就必須準備作出種種犧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