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恨你妻子嗎？”馬超問。
“不。”他搖搖頭說。
“她給你戴綠帽子你還不恨她？”
“不。”他又搖搖頭。
“你知道妻子有情人嗎？”
“不知道。”他再次搖了搖頭。
“昨天早晨8點到9點你在哪兒？”
“我在值班。”他說。
“有誰可以作證？”
“我7點50分到局裏，隨後老張也到了，我們都沒吃早飯，就一塊去老王家喝牛肉湯。喝罷牛肉湯我們回到局裏，就這些。”
“然後呢？”
“我就待在自己辦公室。”
“你把這些情況寫寫。”
“什麼時候要？”
“現在。”馬隊長說，“你就在這兒寫吧。”
馬隊長吩咐人給他拿來紙和筆，並“順便”繳了他的槍。他感到非常震驚，怒火中燒，跳起來抗議。
兩個警察按住了他。馬隊長說：“這都是為你好。”
聽馬隊長的語氣，好像是怕他想不開，做出愚蠢的事來。他有些精神恍惚，馬隊長一定看出來了，要不馬隊長不會這樣對待他。他現在享受著犯罪嫌疑人的待遇：被審訊和失去自由。他的心亂了，妻子的死已讓他的心亂了，現在他的心更亂了。他認為他的處境是不真實的，他們一定弄錯了，他們很快就會明白過來，然後向他賠禮道歉。他雖然準備原諒他們，但也很難保證不說幾句牢騷話發泄發泄胸中的憤懣。可是現實並沒有給他這樣的機會。
他選擇了配合。因為他也是警察，所以理所當然地對這種職業表現出了足夠的尊重。中午前他寫好了“情況說明”，交給馬隊長。馬隊長看都沒看，就塞進了口袋。
他看一眼外邊的霧，想著中午為女兒做什麼飯。離家的時候，女兒的眼神讓他難忘，他有一種揪心般的疼痛。女兒肯定已經意識到了什麼，因為她沒問昨天夜裏她母親為什麼沒回來。他問馬隊長：“我可以走了吧？”
“不，還不行。”
“為什麼？”
“還需要你配合做些調查。”
這是一種委婉的說法，也就是說他被限製了人身自由。他想他們大概要做些核實工作吧，他很可能要到晚上才能回去。他想給女兒打個電話，說他中午有事回不去了。然後他還要給母親打個電話，讓她去照看一下女兒。如果母親問起夏夢，他就支吾過去，等晚上回去再告訴她實情。另外，也該告訴嶽父嶽母實情了。
可是他一個電話也沒打成，他剛掏出手機，就被沒收了，跳起腳來罵人也沒用。
“你現在還不能打手機，”馬隊長說，“我們會通知你家人的。”
“我女兒中午吃飯怎麼辦？”
“你放心，不會讓她挨餓的。”
馬隊長這時走到他身邊拍拍他的肩膀，憐憫般地看他一眼，這一眼讓他不寒而栗。
中午，他被送到了看守所，單獨關在一間有鐵柵欄的屋子裏。這兒通常是關押犯罪嫌疑人的，他曾多次來過這兒，那時的身份與現在不同，是他往這兒送犯罪嫌疑人，而今天是他被別人送到這兒。他無比憤怒，大喊大叫；押送他的人對他有些不客氣，動作有些粗魯。而看守所裏的人對他倒是不錯，勸他先吃點東西，把心放寬，沒有過不去的坎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