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美國開始研製多彈頭分導運載工具（簡稱MIRVs）。這種武器從長遠的觀點來看，對於美國的安全是極其有害的，因為它能在對方防禦係統運轉之前給予先發製人的打擊。因此，此項研究遭到國會、學術界、甚至軍備控製與裁軍署署長傑勒德·史密斯的反對。
尼克鬆對此事毫無興趣，一切悉聽基辛格的建議。基辛格為了不過分得罪五角大樓，沒有把MIRVs列入軍備控製計劃。
1970年4月，在維也納開始了第一輪軍備控製談判。史密斯提出全麵禁止試製、生產和部署MIRVs，遭到基辛格的拒絕。基辛格傾向於雙方擁有一個反彈道導彈係統（簡稱ABM），用以保護首都，對於進攻性導彈實行封鎖，對於MIRVs則無限製。
就像棋手抓住了對方未受保護的王後，蘇聯以史無前例的速度接受了這些建議。基辛格過後才發現自己犯了大錯：美國公眾決不會同意用價格昂貴的ABM去保護隻有政客和官僚的華盛頓特區，而蘇聯卻十分願意把他們的首都置於保護之下。基辛格隻得把來年的時間花在使美國擺脫這個困境的談判上。
接著，基辛格又犯了一個大錯。蘇聯大使多勃雷寧通過他們往常的幕後途徑問，美國喜歡一項限定性協議還是一項綜合性協議。所謂限定性協議是指包括限製ABM的協議，而綜合性協議則包括限製進攻性武器的一攬子計劃。基辛格根本沒搞清多勃雷寧的區別就貿然答應哪一種形式都合適。
隨後，多勃雷寧帶回來的是反限製ABM協議的建議，基辛格說他和尼克鬆答應考慮。
基辛格去征求在維也納的軍備控製與裁軍署署長傑勒德·史密斯的意見，史密斯立即回話說：“任何對美國ABM的限製，必須伴隨著對蘇聯進攻性武器的限製。ABM是我們最有力的談判籌碼。”
基辛格意識到史密斯是對的，但蘇聯已認為美國接受了他們的建議，基辛格一年的時間差不多又泡在收拾自己弄成的爛攤子上。
由於沒有禁止MIRVs，造成隨後15年的軍備控製的不穩定狀況，基辛格為此深感自責。
這期間，華盛頓對需要什麼樣的ABM爭論不休。國會讚成有一個保護導彈基地的ABM，政府讚成有一個保護各自首都的ABM（蘇聯人正求之不得）。令傑勒德·史密斯一行人感到恐懼的是，尼克鬆和基辛格又突然命令允許建立4個保護導彈基地的ABM。
蘇聯人立刻提出反對，他們清楚地知道這套係統不僅本身價格昂貴，並且養護、維修、報廢、更新是更大的資源浪費。多勃雷寧提醒基辛格，是美方提出在各自首都附近建一個ABM係統的，基辛格頗為尷尬。
於是，基辛格建議利用幕後途徑同時秘密地進行軍備控製和柏林問題的談判。蘇聯從1958年起就急於解決柏林問題，在這裏，基辛格又一次開始實施他的“連環套”理論，蘇聯要想得到他們需要的ABM協議，就必須把限製進攻性武器的條款加進去。如果他們應允，就會有柏林地位談判與之配套。以上條款又與其他協議息息相通——穀物交易、貿易額增加、科學交流——這都形成一個網絡，用來限製蘇聯的冒險主義，迫使它在越南問題上有所幫助，最終導致永久的緩和。基辛格在1971年這一年創造的連環套比1969年尼克鬆在軍備控製和越南問題之間構造的連環套成功得多，也周密得多。
為了建立柏林幕後途徑，基辛格邀請西德總理的國家安全顧問訪問美國。為了不驚動國務院，他安排西德的國家安全顧問巴赫去觀看“阿波羅14號”登月飛船上天。他倆在一架軍用噴氣飛機上進行秘密磋商，為了避人耳目，基辛格還邀請演員道格拉斯與他們同機旅行，而道格拉斯則在飛機後艙呼呼睡大覺來打發時間。
1971年5月上旬，基辛格與多勃雷寧達成幕後途徑協議，同意在ABM協定中重新考慮限製相關的進攻性武器。
在維也納的傑勒德·史密斯聽到他的蘇聯談判對手願意就同時限製ABM和進攻性武器進行談判時非常高興，他認為這是送給他57歲生日的生日禮物。但因為史密斯對幕後途徑的協議毫不知情，所以他的談判協議在細節上不如基辛格與多勃雷寧達成的好。顯然，維也納的蘇聯談判官員比史密斯占優勢，因為他知道他的人在華盛頓做些什麼。
基辛格怒氣衝衝地找到多勃雷寧，譴責蘇聯利用美方兩個談判途徑的不和從中漁利，並警告最終說了算的是白宮途徑。幾日後，多勃雷寧帶回來基辛格能夠接受的條款。1971年5月20日，尼克鬆和勃列日涅夫聯合宣布了這項協定。
基辛格稱這項協定是軍備控製談判的“突破”，其實他僅僅又回到一年前的狀態。
尼克鬆讓霍爾德曼去向羅傑斯解釋，這項協定的達成是因為突然接到勃列日涅夫的一封信的緣故。其實作為國務卿，羅傑斯有權查閱這封並不存在的信。
武器談判專家史密斯對基辛格的做法表示寬容，但不欣賞，而且他很快就發現了基辛格因不同專家、同僚商議而犯下的又一個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