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自然地，我的生活重心放在了工作上。我曾自我解嘲地對自己說，我對刑偵工作的持久熱情，並不完全建立在崇高的正義感和天生的使命感之上，雖然那也是精神力量的一部分。頭腦的高度緊張，身體的極度勞累，可以使人忽略生活中的其它缺憾。更何況，刑偵工作如同一種充滿著冒險的解謎過程，冒險會帶來刺激和快意，而破除重重阻力揭開一個謎團，則給人帶來成就感。
因此，我從不抱怨工作的辛苦，這是我自己清醒的選擇。或許這種選擇談不上什麼高尚，卻也能達到與他人有益的結果。我不知道，如果一個男人的生活中失去了女人和愛情，又缺少一項多少有點兒意義的工作，那麼他活著還有什麼意思。所以我對待工作的認真態度，應該很容易理解。
提到我的工作，就不得不提起嶽琳。我調到市局刑警隊以前，就聽人描述過嶽琳的光輝業績。來這裏時間不長，自己也有了親身領教。坦白說，做刑警的有一個職業病，就是對一切事物都抱有懷疑的態度，哪怕是親眼所見、親耳所聞的事情，也要在心裏將此事扒開幾層，去除“外衣”，再仔細研究琢磨一番。在找到充足確鑿的證據之前，我很少輕易對一件事下結論，也包括對一個人的判斷。那個傍晚和嶽琳在訓練廳偶爾相遇，嶽琳說我有意回避她，其實她不了解，那隻是我的職業習慣。當局者迷，冷靜地旁觀容易使人保持清醒的判斷力，雖然有時候並不知道這種判斷日後是否有價值。生活充滿了無限的可能性，誰能預料到未來會發生一些原本和自己毫不相幹的事情呢？
不知道為什麼，從認識嶽琳開始，我就隱隱預感到會有特別的事情發生在我們之間。我沒想到，事情是以那樣一種形式開始的。
就在那次和她有過簡單交談之後幾天，我在辦公室裏接到一個電話，聽聲音，是一個年輕女孩子打來的。她不太有信心地詢問這是否刑警隊，我給了她肯定的回答，接著便詢問她要找誰。
“誰管殺人的案子？”她在電話那頭反問道。
我略頓了頓，迅速對她打這個電話的誠意做出判斷。我聽出她是在馬路邊打的電話，因為不斷有機動車從附近駛過，車速在五十公裏左右，車流量很大，一輛接著一輛，交通很流暢。在這種背景下，她還壓低著聲音，語氣裏隱隱流露著緊張。
我便沒有客套地回答：“我就可以。”
她似乎沒有心理準備，一時沒有接話。
我為了不給她增添壓力，用溫和的語氣鼓勵她：“別緊張，慢慢說。”
她沉默一下，忽然急促地說：“我想報案。京（晶）華大酒店裏有人被殺了！你們趕快去查！”
我擔心她會因為緊張而中斷電話，便追問道：“什麼時候發生的？請說得詳細一些！能不能告訴我你的聯係方式，請別……”
我想告訴她“請別掛斷電話”，可話還沒說完，就聽到電話裏傳來短促的“嘟嘟”聲。她已經把電話掛掉了。
這是一個不完整的舉報電話。在警察的日常工作中，類似的情況很多，最後被證實有價值的往往很少。可我還是沒辦法不認真對待這個電話，因為我認定，那個年輕女孩子不是在開玩笑。她是特意去了一條車來車往、行人不多的路邊，懷著緊張和矛盾的心情認真打的這個電話。
我查了資料，想證實本市是否有一家名叫“京華”或者“晶華”的大酒店。結果沒有找到“京華大酒店”，而隻有和平路上一家“晶華大酒店”。我向同事們詢問這兩天是否有與晶華大酒店相關的案子，大家都說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