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曆八月十五，即中秋節，對於中國人來說，是個合家團聚的日子。因此，人們總是將最美好的詞句獻給中秋之日，以寄托無限的情意或者情思。但是，這秋天卻似乎隱埋了更多的蒼涼故事。張愛玲就是其中一個。
張愛玲用她一生的時間，都在演繹著一個驚豔蒼涼的故事，而這個故事卻給世人留下了比秋天更為蒼涼的意味。
人生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個輪回，生命的起點往往就是生命的終點。1920年9月30日，張瑛即大家所熟知的張愛玲，出生在上海麥根路（今泰興路）。1995年9月8日，這個驚豔蒼涼的女人，於美國洛杉磯寓所悄然離世。張愛玲是個製造謎的高手，就是死，也給人留下個謎讓人去解——別人的死都有個確切時間，如某日某時某分乃至某秒，可她卻隻能讓人去估計推測。
張愛玲一生的驚豔或者大紅大綠，主要有兩次，一次是二十世紀的30年代至50年代，一次是80年代至90年代。如果說第一次驚豔是伴隨著她的青春年華，那麼，第二次驚豔則是外人的事，於她，卻隻有蒼涼，因為人們把自己所追尋的夢寄寓在了張愛玲的身上。這是世人用張愛玲的蒼涼演繹著自己驚豔的夢。
張愛玲的驚豔自然與她的文學創作有關，也與她的人生遊曆有關。12歲時，她就發表了短篇小說《不幸的她》。二十世紀30年代末40年代初，正是國難當頭時，別的作家都在寫充滿民族義憤的作品，而她卻把這家破國粹演繹成了驚豔而蒼涼的故事，毫無石破天驚的豪邁之氣，而且總離不了個情呀愛呀什麼的：《傾城之戀》、《紅玫瑰與白玫瑰》、《金鎖記》裏寫的都是些癡恨纏綿的故事。其實，張愛玲是把戰時的上海、香港和戰亂的人生撕碎揉爛了裝進充滿貴族意味的箱子裏，然後在箱子上鑿幾個小洞，讓人們去看這驚豔背後所隱藏的人生蒼涼。因此，與其說她是在寫戰亂時代的大都市上海，不如說她是在舔舐自己的傷口。而這傷口中流淌出來的既有青春生命的哀傷，又有貴族生命的孤傲與悲涼。
張愛玲的驚豔，更來自她那以最為世俗的方式踐行著最為超俗的美麗與蒼涼。她與漢奸胡蘭成的戀情與有始無終的婚姻，就讓許多人很是嗤鼻一番。是啊，有那麼多英雄豪傑你不愛，卻偏偏與個漢奸卿卿我我，豈不自找世人唾罵？大家可能知道，張愛玲是非常個性的人，她從來是走自己的路，不管別人如何看。而且，她常做出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驚訝。這驚訝有時是極為異想天開的。在她身上有許多很現代的東西，而這現代之中卻是總透析著貴族的文化氣息。
說到貴族或者貴族文化，筆者就想起了二十世紀90年代一些人也在演繹舊上海、舊貴族的故事。隻是在閱讀時，筆者總有一種“隔”感，比如王安憶所演繹的《長恨歌》等。這不是技巧問題，也不是題材問題，而是文化生命基因問題。張愛玲是真正的貴族——從舊時代過來的舊貴族，而王安憶不是，最多也隻能說王安憶是個新貴，新貴要演繹舊貴故事，於生命情感中總是隔著一層什麼東西。舊貴的悲壯與蒼涼，新貴是難以從骨子裏體味到的。如若哪位讀者不信，可以將二人的作品放在一塊讀便會一目了然。自二十世紀80年代起，有一大批人在學張愛玲，其結果也隻能學個皮毛而無法得其精髓。因為張愛玲隻有一個。
張愛玲一生都在追尋著一個夢，一個貴族的現代夢。這個夢雖然是如此驚豔，也隻能去演繹蒼涼的故事。人世之事，往往是具有反諷意味的。張愛玲作為一個中國的文化貴族，卻將自己的後半生寄居在美國這樣現代的國度裏。但是，你又無法完全地用貴族文化去闡釋張愛玲，因為張愛玲身上又有著現代文化韻味。她是一個矛盾體。鮮活而真實的生命，是無法用科學的計量分析法去解析的，當你自以為將對象解析清楚了，那你解析出來的就不是原本的生命了，而是你自己所認為的對象——你自己所重構的對象。正因為如此，我一直未寫過有關張愛玲的文章。在我看來，不論是將張愛玲捧到天上抑或踩入地中，都不是真實的張愛玲，真實的張愛玲就是她自己，我們無論如何也是不可能將她複原的。但必須說明一點，我並不讚成美國學者夏誌清關於張愛玲的文學曆史定位（高於魯迅等人），也反對過去強加在張愛玲身上的諸多不實之詞，更不讚成將張愛玲塗抹得五碼六道，還張愛玲一個本真就行了。
張愛玲在遺囑中寫道，將她的骨灰撒於空曠的原野。那麼，對她最好的紀念，自然是不要打擾她，就讓她在那空曠的原野裏繼續演繹她那驚豔而蒼涼的故事吧。
但願我沒有驚動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