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令人深思的是，他在辦《學衡》時所提出的“論究學術，闡求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無偏無堂，不激不隨”是具有遠見性的，也是有針對性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將近一個世紀過去之後，我們不能不說，是存在著矯枉過正的。過去包括魯迅先生在內，對《學衡》及吳宓的批評乃至批判，是有失公允的。二十世紀過去了，我們今天對於文化的態度，與吳宓當初的主張是何等相似，最少存在著不少可貫通之處。特別是在對吳宓及其《學衡》的批判中，有的人蓄意歪曲事實，有意片麵曲解，因此，在過去數十年間，由一些人操縱，虛構了一個片麵的吳宓。現在雖為吳宓給予了曆史的評價，但仍然不夠，他對中國二十世紀現代文化建設的貢獻，應當與魯迅、胡適等是一樣的。在此，筆者並不是要貶損魯迅等人，魯迅、胡適等對中國現代文化建構的功績，是任何人都無法否認的，而是希望還曆史一個真實。
吳宓對於中國新文學的貢獻，主要在於詩詞，這主要是古體詩。1935年出版《吳宓詩集》。吳宓之詩，為感時懷情之作，其間蘊含著真性情。客觀而言，這一方麵的貢獻與影響，不能與魯迅等並肩。但在中國現代學術的建構上，在中國文學、比較文學、外國文學等學科的創建上，特別是在現代文化與文學人才的培養上，吳宓的貢獻是不小的。尤其是其文化人格，已經滲透在中國現代文化與文學的構建之中。他的文化思想以及人生情感曆程，現陸續整理出版的《吳宓日記》中可能表述得更為全麵與深刻。這是中國現代文化建構中的一份寶貴的財富，也是一麵人文知識分子的人格鏡子。
因此，我們應當說：吳宓為中國的現代文化建設也作出了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