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的《楚辭章句》的價值傾向，成了後世研究《楚辭》的基本傾向：著眼於政治道德評價，將屈原定位為“危言以存國，殺身以成仁”的忠君愛國誌士。所以他的作品完成的是臣子的職責，表達的是諷諫的社會功能，在性質上，是《詩經》的流變，繼承的是《詩經》的傳統，所謂“依《詩》製騷，風兼比興”，從而奠定了封建時代《楚辭》研究的基本模式。根本的原因在於，王逸的評論適應了中國古代社會的文化價值體係，適應了中國古代社會這樣一個以個體農業為基礎、宗法家庭為背景、以儒家思想為核心、並由此而形成以倫理道德為本位的價值模式。這並不是由哪一個社會成員的意誌決定的，而是那個社會的文化價值體係決定了個體成員的選擇。在中國文學史的研究中，曆來注意對作者的身世經曆、思想性格的研究，孟子“知人論世”的觀點始終是研究的原則之一。而在中國文學研究史的研究中，這點卻容易被人忽視，似乎孟子的這一原則在這裏派不上用場。其實研究者的個人情況對研究之研究依然是十分重要的，至少在《楚辭》研究史上是如此。因此，那些在與屈原相似時代、有著與屈原相近遭際又堅守與屈原相同品格氣節的學者，他們以畢生心血研究《楚辭》所得之結論，以苦痛的心靈透過屈騷的字裏行間去感觸屈原心理狀況所悟之真諦，便特別值得珍視。
對於《楚辭》，每個時代皆有那個時代的解讀。漢末借其忠貞用心，以維護漢室。宋人讚美屈原，是用為民族鬥爭的動力。元雜劇貶斥屈原，反對愚忠，骨子裏是反蒙古統治。40年代，全民抗日，屈原再次作為旗幟舉起來。郭沫若此時不在前線，也不寫詩或研究甲骨，而是寫下了《屈原》、《虎符》等六個大型曆史劇，並將自己的《楚辭》文章結集為《屈原》出版。郭沫若研究屈原以解釋屈原的生年（用天文曆法）等文獻功夫見長。但由於劇本《屈原》把屈原寫成革命英雄，宋玉為沒有骨氣的小人引起爭議。抗戰勝利後，藝術創作的屈原又回到了學術研究的屈原的軌道上，考據文獻學再次走熱。有的還有意將屈原研究成果歸納起來，作兩千年《楚辭》研究集大成工作，以遊國恩的《離騷纂義》長編和薑亮夫《楚辭書目五種》等為代表。
一、文獻學研究
文獻學研究的成就在《楚辭》學研究中最熱鬧。成績卓著的有遊國恩、薑亮夫、聞一多等人。遊國恩著有《〈楚辭〉概論》、《讀騷論微初集》、《〈楚辭〉論文集》、《屈原》，主編有《離騷纂義》、《天問纂義》等。《〈楚辭〉概論》是遊國恩青年求學時期的著作，已經注意到用曆史的眼光對《楚辭》進行整體和比較研究；對於《楚辭》真偽問題，他以為《九歌》、《漁父》、《卜居》等不是屈子所作，與胡適觀點近似。在《讀騷論微初集》裏，又進行了更深入的研究，認為應從古代學術思想的派別中去明了《楚辭》的產生，注重方法和集成是遊國恩的主要學術特征。薑亮夫著有《〈楚辭〉通故》、《重訂屈原賦校注》、《〈楚辭〉書目五種》、《詩騷聯綿字考》、《陳本禮〈楚辭〉精義留真》、《〈楚辭〉今繹講錄》等，從20年代開始，曆時60餘年。他的《〈楚辭〉通故》分10部56類，計3570條，180萬字，圖譜400餘幅，運用多種學科方法研究，這是一部努力集大成的工作。薑亮夫受學於王國維，其學風亦頗多相似。他不僅重視版本、文獻曆史，也注重音韻等，所以發明頗多。80年代初，他還受教育部委托開辦“《楚辭》講習班”，後結集為《〈楚辭〉今繹講錄》。聞一多是本世紀《楚辭》研究大家之一，著有《〈楚辭〉校補》、《離騷解詁》、《天問釋天》等，還注意到敦煌舊鈔《楚辭》殘卷。他注重《楚辭》背景、詞義、文字的闡發，注重突破疑難問題，以發明創造見長。他稱屈原為人民詩人，研究具有時代氣息與高度。但是他的膽子也很大，遇到不好解處就說是錯簡或別的什麼字，所以也未必盡然。如他說顧兔為蟾蜍，學界稱絕。可他說《湘君》中的宜修為齲齒笑，一入《桔頌》中就講不通了。
20世紀最早的《楚辭》學著作是俞樾的《讀〈楚辭〉》（1906），主要考證有關名物、製度、史實等，正句讀、審字義、通假借，分析特殊文法與修辭。他還有《〈楚辭〉人名考》。李翹的《屈宋方言考》具有集前代研究大成之評價。陸侃如著有《屈原評傳》、《屈原集》、《屈原與宋玉》等，致力於屈原、宋玉的生平及其作品真偽、作年的研究。劉永濟著有《屈賦通箋》、《箋屈餘義》、《屈賦音注詳解》等，考證仔細，皆注意先審音後考證，用力頗深。陸、劉二位亦是20世紀有重要成就的《楚辭》研究學者。像林庚《詩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王力《楚辭韻讀》、詹安泰《離騷箋疏》、廖序東《〈楚辭〉語法分析》等亦是具有鮮明特色的著作。當代青年學者以此聞名的也很多。如郭傑的《屈原論稿》、李大明《〈楚辭〉文獻學史論考》，還有劉毓慶、方銘、陳桐生、黃震雲等皆有高質量的著作問世，說明青年學者已步入學界前沿，漸成為生力軍。
在文獻研究中有些問題一直糾纏不清。如屈原的生年、放逐次數等，近來也有新的意見。認為《楚辭》未必有錯簡和一定押韻，依靠《離騷》開頭八句推其生年是孤證，又太濫，難以成立，屈原應是經曆了三次放逐，等等。在以文本文獻研究處於困難狀態的時候，陸續發現的地下文獻給《楚辭》研究注入了活力。這些文獻主要有：1957年和1960年安徽壽縣出土的鄂君啟節等。1965年湖北江陵望山一號楚墓出土的竹簡。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的竹簡。1973年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及帛畫等。1976年陝西臨潼縣出土的銘文。1977江陵天星觀一號楚墓發掘出的竹簡。1978年湖北隨縣出土的編鍾、磬、鼓、瑟、琴、笙、簫等器物。1982年江蘇盱眙出土的楚漢窖藏品等。此外還有雲夢出土的秦簡、阜陽出土的漢簡。長沙三國大量竹簡尚在整理之中。出土的文獻激發了《楚辭》熱的升溫，也確實解決了不少矛盾和懸疑。一是發現了唐革的《唐革賦》（銀雀山），一般認為唐革就是唐勒，對宋玉作品的可靠性提供了文獻支持。二是發現了《離騷》、《涉江》殘句，根據墓主為夏侯陰之子夏侯灶推出，當時劉安還隻是10歲左右的小孩子，不可能作楚辭，從而批評屈原傳說論是無稽之談。盡管夏侯灶的年齡推斷尚未精確，但當不影響結論的成立。三是大量楚墓的發現（江陵望山等），以及竹簡上記述的司命、雲君等文字為《楚辭》的篇章及其卜筮等文化行為、招魂的方式習俗提供了可信的曆史資料。四是樂器、禮器的發現（盱眙、長沙子彈庫），為《楚辭》中的名物、音樂和禮儀的描寫提供了實物見證，也滿足了人們的直觀感覺需要。五是星占書和帛畫的出土推動了屈原生年和南方神話的研究。這些地下文獻、文物為我們展示了南方燦爛的文化和科學技術，豐富了中華文明史。在這方麵郭沫若、譚其驤、湯炳正、饒宗頤、湯漳平、肖兵、趙逵夫等皆有論文發表。張正明等還以此研究楚國的曆史。據統計，研究論文有60多篇。但是這些文章有的有明顯的毛病，就是考證的主觀性強烈。湯炳正認為，陝西臨潼出土的銘文“歲鼎克”就是歲貞克，意思是歲星正當11月晨，出東方，也就是歲貞陬，最後說就是“攝提貞是孟陬兮”之意。這兩者之間是否如此相等，讓人犯疑。考據學是我國傳統的學術研究方法之一，如果論據和結論之間不一致，勢必失去人們的信任。現在人們對《楚辭》研究的一些成果尤其是近30年的頗有微詞，原因就在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