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楚辭》研究，以注釋型研究為主。以每篇作品為研究單位、以章句訓釋和解題為中心任務的研究模式，從王逸《〈楚辭〉章句》、朱熹《〈楚辭〉集注》到蔣驥《山帶閣注〈楚辭〉》。這種研究模式目的在於解讀，是了解字句、篇章和題旨所必需的。但其文化精神、思想內涵、曆史價值以及藝術成就等諸多內在品質皆不能顧及，因而極大地限製了研究的深度和廣度。進入20世紀以後，分析型研究開始興起並逐漸成為一種主要的研究模式。分析型研究以每篇作品或某一類作品為研究單位，注重作品的社會曆史背景和時代特征，而以分析和揭示作品的思想內容、社會意義以及藝術成就和形式特點為主要任務。分析型研究是在解讀作品的基礎上對作品的分析，分析是中心，一般說來，包括思想分析和藝術分析兩個方麵。思想分析主要是密切結合社會曆史背景，特別是階級鬥爭和政治鬥爭的具體形勢，揭示作品與現實的聯係和所表達的思想感情，重點在分析其人民性和曆史進步性以及對於後代的思想影響。藝術分析主要是結合作品內容對於藝術形象和藝術形式（如結構、語言）的分析，重點在於總結作品的藝術成就和如何做到形式與內在的完美統一。這種研究模式在70年代以前，特別是40年代至60年代相當流行，如郭沫若《屈原研究》、詹安泰《屈原》以及為數眾多的論文。綜合型研究是以把握作品的文化內涵和特征及其與各種意識形態的聯係，以及這種聯係的社會曆史和文化根源為中心任務的研究。一般說來，綜合型研究把作品放置在十分廣闊的大文化背景下加以審視，既考慮政治曆史環境，也考慮宗教、民俗背景以及其他各種傳統的和現實的文化因素，而不是像分析型研究那樣僅僅局限於背景和作品中的政治思想因素。這就是說，綜合型研究是從文學與各種意識形態的複雜網絡關係中來把握它，因而必然是多層麵、多角度的立體交叉研究，必然涉及到多學科，如曆史、哲學、宗教、民俗、美學等等。它可以提出很多以前難於想象的新課題，從而極大地推動《楚辭》研究的發展。
有了以上曆史的關照，新世紀《楚辭》研究走向就自然顯現出來：第一，全方位、多角度研究《楚辭》的格局和走向將不會改變，而在各個研究途徑上仍將大力引進新的知識、新的理論，這些新的知識、新的理論不會全是西方的，也將包括許多國內學者的研究成果。用文學文獻學的方法研究《楚辭》將重新盛行，甚至樸學研究《楚辭》的方法也將重新崛起。但它們不會是簡單的曆史的重複，將引進新的語言學成果和新的曆史科學理論。第二，將更加注意從藝術、文學、詩歌本身來研究《楚辭》，注意其藝術特色、審美特質以及在文學史上的流變及影響。第三，《楚辭》研究史、研究的研究將受到重視，並得到進一步的發展。第四，《楚辭》將以鮮明的民族特色在全世界不斷擴大影響，《楚辭》的研究將對此起極大的推動作用。
在研究主體方麵，新一代的年輕《楚辭》學者，不可能具有清初《楚辭》學者那樣的經曆，也不可能具有今天中、老年《楚辭》學者坎坷的人生經曆，因而很難從社會和人生方麵理解屈原和感受他的作品，單純的書本經曆很容易使他們產生對屈原的誤解。因而，了解《楚辭》研究史應為21世紀《楚辭》學者的基本功。新世紀中的《楚辭》研究條件，肯定比20世紀要優越得多，但這也會帶來負麵影響，即忽視對文本的獨立的、直接的把握。因此，文字、音韻、訓詁也仍應是研究者的基本功。
在外部環境方麵，在21世紀的上半葉，《楚辭》研究將麵臨兩方麵的壓力：一是經濟和金錢的壓力，二是西方文化的壓力。而整個21世紀都是東西方文化碰撞、交流、交融的世紀。
一、綜合整理與通俗普及相結合
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遊國恩先生就著手“楚辭注疏長編”的工作。其中《離騷纂義》《天問纂義》已於1980年和1982年分別出版。可惜其所收資料以清季為限，現當代研究成果未及收入；而且其《九歌纂義》《九章纂義》等，至今未版。1986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馬茂元先生主編的《〈楚辭〉研究集成》，內分《〈楚辭〉注釋》、《〈楚辭〉要籍解題》、《〈楚辭〉評論資料選》、《〈楚辭〉研究論文選》、《〈楚辭〉資料海外編》五大冊，可謂體例完備、氣魄宏大。然而，這也僅僅是選編性質，未能概全。我們希望將來能在政府支持和學者們的共同努力下，建立《楚辭》資料庫。首先是集中兩千年來各種版本的《楚辭》研究專著，按規劃分類出版；其次是編纂“楚辭論文集成”、“楚辭評論集成”；第三是編“楚辭考古集成”，將曆代有關的考古資料分類整理出版；最後編一個完整的資料索引。我們還希望這些資料能全部進入電腦，建立全國聯機，以達到隨時隨地都能共享資料的目的。
同時，我們應該將《楚辭》通俗化、普及化。我們希望將來有更多的《楚辭》專家來寫“屈原的故事”，“讀《騷》入門”，“《天問》解讀”，“楚辭講座”之類的書籍。同時也希望影視歌壇的參與，從而使《楚辭》從研究室走向民眾，使二千年前的屈原與21世紀的後人進行思想交流、發生感情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