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關於作者與寫作年代
“古詩”作品在梁代尚存有59首，但現在隻留存30多首，包括《古詩十九首》在內。就在梁代，對“古詩”的作者和寫作年代，已有疑義。劉勰說：“《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傅毅之詞。比采而推，兩漢之作乎？”（《文心雕龍·明詩》）鍾嶸說：“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所製。”（《詩品·古詩》）大概正因為作者“疑莫能明”，所以蕭統把《文選》入選的十九首古詩都歸之無名氏。然而，陳代徐陵編選《玉台新詠》，卻又把《古詩十九首》中的八首詩確定為枚乘《雜詩》。這樣，雖然大體確定“古詩”是漢代作品，但對於其是否有西漢枚乘、東漢傅毅、漢末曹植、王粲的作品，後來甚至猜測“雜有枚生或張衡、蔡邕作”（明·王世貞《藝苑卮言》），究竟是兩漢產物或者都是東漢作品等問題，形成長期紛爭。
現代大多數學者不再局限於探討《古詩十九首》的作者究竟何其人，而是側重於對這一無名詩人群體的社會地位、生活境況、生存狀態、思想感情的描述。強調他們用詩的語言，詩的意境構築出對人生價值的思考、理解和追求，並把自己孤獨、寂寞、惆悵、痛苦、憤懣、悲哀、焦慮等種種複雜的情感體驗，淋漓盡致地表達出來，他們所發出的驚心動魄的千古絕唱，與這一詩人群體的獨特形象，成為中國文學史上光彩奪目的一章。
關於《古詩十九首》的時代問題大體有東漢末年說、兩漢說、建安說三種，而以東漢末年說最具代表。現代學者大多擺脫了前人成見的糾纏，主要根據《古詩十九首》在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上具有某些共同特點，指出它們雖不是一個人所作，卻是一個時代——先後不過數十年間所作，並論證它們應是東漢後期安、順、桓、靈帝年間，約公元二世紀的作品，得出了比較合乎實際的結論。
這方麵的成果較多，梁啟超、俞平伯、遊國恩、馬茂元、羅根澤、劉大傑、李炳海主東漢末年說，趙敏俐主兩漢說；徐中舒、胡懷琛主建安說。分歧的焦點主要集中於“明月皎夜光”、“凜凜歲雲暮”、“東城高且長”、“西北有高樓”等幾首詩的年代上。比較各家，徐中舒考證最為詳備，頗具說服力；隋樹森資料最為充足，參考價值較大；梁啟超觀點最新穎，有堅實的理論支撐。三者之間各有優長，亦各有不足，誰也說服不了誰。隻是梁啟超的觀點切合進化論、曆史主義的時代風氣，再加上其學生羅根澤的發揮，後又經劉大傑、馬茂元和遊國恩等人的補充，就成為50年代以後最有影響的觀點了。對於其他兩說也不能輕易否認。如20世紀90年代張茹倩、張啟成的《〈古詩十九首〉創作時代新探》力主兩漢說，作者針對遊國恩等主編的《中國文學史》把《古詩十九首》創作年代定於東漢末年的依據逐條進行分析批駁，認為從劉勰的《文心雕龍》和鍾嶸的《詩品》本身的論述中即可證明文人五言詩始見於西漢，肯定《怨歌行》為班姬之作，確認古詩是西漢之作。並從《文選》李善的注中搜求征引五言古詩成句的最早例證，從而證明“西漢的文人五言詩技巧已相當熟練”，這種以詩證詩的方法雖然傳統卻很有說服力。接著作者在更廣闊的史析視界內，結合《古詩十九首》的思想內容，逐首考證出11首古詩的大概創作年代，其餘8首作適當推斷，這種繼承前人考據訓詁功夫，又運用現代較為宏通的眼光作判斷的研究是符合科學精神的，也是當代的古詩研究應該提倡的方式。當然還存在著一些漏洞，古詩、樂府、《古詩十九首》到底是不是一個概念？李善的注是否都是征引最早且可靠的材料？這些問題不解決，《古詩十九首》的作年不可能最終解決。自二三十年代展開較大規模的討論之後，學術界比較一致地傾向於產生於東漢末年的說法，而李炳海則以秦嘉三首《贈婦詩》作為確定《古詩十九首》產生年代的最好參照物，推斷其寫作年代應在公元140年到160年這二十年中，寫於後十年的可能性更大。
二、關於主題和生命意識
一般認為，這批作品多出於失意的中下層文人之手，東漢末年，社會紛擾，他們在仕途上看不到出路，坎坷奔命，苦悶彷徨，情緒低落，時有激憤之辭。但在過去一個時期，有人認為詩中所寫“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等，是表現統治階級醉生夢死、及時行樂的思想。最近有不少學者不同意這種看法，而認為這是漢人生命意識的覺醒，是對個體生命珍愛的表現，無可非議。
梁啟超說：“從內容實質上研究《十九首》，則厭世思想之濃厚——現時享樂主義謳歌，最為其特色。”更多的學者開始用唯物論和辯證法來研究《古詩十九首》的題旨內涵，馬茂元認為：“它反映的是處於動亂時代失意之士的羈旅愁懷而已”，“在《古詩十九首》裏，表現這種羈旅愁懷的不是遊子之歌，便是思婦之辭，綜括起來，有這兩種不同題材的分別，但實質上是一個問題的兩麵”劉大傑、遊國恩等也有類似的看法。但遊國恩主編的《中國文學史》認為：“《古詩十九首》中所流露出的遊子思婦的感傷，正是東漢末年社會的真實反映，其中濃厚的消極情緒更是封建統治階級走向沒落時期的反映。”
80年代以後由於對文學這種特殊的社會意識形態的認識日益明晰，學者們嚐試多視角、多方麵、多元化的研究，關於《古詩十九首》的題旨探索出現了新變，如倪其心的《漢代詩歌新論》、趙敏俐的《漢代詩歌史論》、葉嘉瑩的《漢魏六朝詩講錄》、錢誌熙的《唐前生命觀和文學生命主題》、鄭文的《漢詩研究》等。另外還有從宏觀角度透視《古詩十九首》思想情感的，都試圖立足於漢代社會深層的文化背景，以詩人的心靈顫動和智慧閃光作為解讀對象，用全新的哲學觀念、史學思維和文化學視角作方法論的依據，因而這時期的研究視野宏通，探討深入，觸及了一些問題的本質，解決了一些懸而未決的問題，如袁行霈主編的《中國文學史》初版於1999年8月，它及時地吸收了當今《古詩十九首》的最新研究成果，其有關《古詩十九首》題旨內涵的論述，帶有權威性，代表了現階段這一問題研究的最高水平。作者認為：“《古詩十九首》展示了遊子思婦的複雜心態，它所傳達的思想感情在古代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意義。同時，這些作品還透徹地揭示出許多人生哲理，詩的作者對人生真諦的領悟使這些詩篇具有深邃的意蘊，詩意盎然而又不乏思辨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