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崔、張愛情的“西廂”故事由來已久，曾被許多代文人用不同文體演繹過，“西廂”故事因此也成為了表現不同愛情婚姻觀的母體題材。在諸多不同體裁的故事演變過程中，作者分別賦予了劇中人物不同的性格特征，借此以表現主題。《鶯鶯傳》（又名《會真記》）、《董西廂》（即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王西廂》（即王實甫《西廂記》）是“西廂”故事演變最為重要的三部作品，劇中人物均表現出了不同的性格特征。《鶯鶯傳》是最早記述崔張愛情故事的文學作品，其中的張生卻是一個始亂之，終棄之的愛情變節者，在玩弄過鶯鶯的感情後還將之稱為“妖孽”，以所謂的“予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這個聽來冠冕堂皇實則無恥之極的理由拋棄了鶯鶯。而《鶯鶯傳》的作者元稹（即目前學術界公認的張生原型）最後卻說“時人多許張為善補過者。予嚐於朋會之中，往往及此意者，夫使知者不為，為之者不惑。”以一個記載此事警示後人的麵目示人，著實令人齒冷。正如魯迅先生所言：“元稹以張生自寓，述其親曆之境，雖文章尚非上乘，而時有情致，固亦可觀，惟篇末文過飾非，遂墮惡趣……”，而《鶯鶯傳》中的崔鶯鶯原型可能也並非出身高門望族，甚至很有可能是一個風塵女子。陳寅恪先生在《元白詩箋證稿》中指出《鶯鶯傳》所寫的崔鶯鶯絕非宋人王性之所言的大世族崔氏之女，認為“鶯鶯所出必非高門，實無可疑，”因為“惟其非名門之女，舍而別娶，乃可見諒於時人。舍棄寒女，而別婚高門，當日社會所公認之正當行為也。”也正是因為出身寒門，鶯鶯最終還是難逃被棄的可悲命運。在這個文人個個力求通達仕途，躋身上層的功利型社會中，在張生經曆了衝破禮法，狂熱追求後，仍是將無盡的痛楚留給了弱勢的鶯鶯。這是一個民族在特定的曆史時期中下層婦女悲慘命運的縮影。同時也正是由於這綿綿無盡、令人不勝唏噓的情愁，為後來人提供了廣闊的創作平台，來承載他們各自的愛情理想。
《董西廂》的出現結束了《鶯鶯傳》的悲劇，以大團圓的結局代言了幾百年來人們對於崔張愛情故事的美好寄寓，劇中人物形象隨著劇情發展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一點首先體現在老夫人、紅娘等邊緣人物在劇中地位的提升，他們的存在也不再是可有可無，對於劇情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崔母在《鶯鶯傳》中基本上沒起到什麼作用，而在《董西廂》中卻把她塑造成了一位治家嚴肅但同時又對女兒疼愛有加的相國夫人，是一位對崔張愛情起了一定阻撓作用的封建家長，由此形成了渴望衝破封建婚姻製度藩籬、追求愛情自由的青年一代，與看重門第、維護家族利益，循故守舊的封建家長之間互為對立的矛盾陣營的雛形。而作者在紅娘角色的塑造上更顯得可貴，突出了她的地位和作用，加強了其熱心助人的性格特征，為《王西廂》中光彩照人的紅娘形象提供了很好的創作藍本。其次體現在張生形象的改變，這也是最為關鍵之處。張生由一個始亂終棄的無行文人變成了一個用情專一且有始有終的癡情種子，直到最後中舉得官仍沒有變心，對鶯鶯表現出一如既往的深情。鶯鶯的變化則首先體現在其身份地位方麵。門閥製度自唐五代之後已麵臨崩塌，鶯鶯相國小姐的身份便不再受張生最終是否另娶高門而遭到懷疑和挑戰，如此一來就更能展現鶯鶯在追求婚姻自由方麵所體現出的堅強與堅決，使其由一個在強大的男權社會麵前隻敢怨而不敢怒、忍氣吞聲的弱勢女子變為敢於突破婚姻製度束縛，反抗包辦婚姻而隨情人私奔，且出身高門，身世顯赫的貴家小姐，更容易使得人物性格突出，反抗意識強烈。此外，《董西廂》中更是增添了見義勇為的法聰和尚以及鄭恒這個爭婚醜角，且將與張生有舊的“蒲將之黨”和廉史杜確合二為一。這些人物的設置使得整個作品的劇情更為曲折，增添了很強的戲劇性，人物麵貌更加清晰。再加上作者有意識地將崔張二人塑造成才子佳人的典範，迎合了市民階層的道德觀念，投合了眾多觀眾的審美趣味，為“西廂”故事的進一步流傳做出了重要的貢獻。正是由於《董西廂》在主題思想、人物性格等方麵做出的改變，在故事推廣方麵做出的貢獻，為《王西廂》的橫空出世打下了很好的基礎，也為其搬上舞台進行再創造提供了極大的方便，是真正的“為王前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