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秦相李斯在腰斬前，對他一起俯首就刑，一起奔赴黃泉的兒子，既是臨終，也是臨別的一句有名的話。
死在當頭，能有心思說出這番言語者，非常人也。
我總覺得古人在有些方麵，要比今人強些。至少，這種赴死的慷慨，這種生死不計的從容，這種坦對死神的勇氣，後來的中國人，除了那些有著堅定信仰的革命黨人外，恐怕再難找到類似李斯這樣死無足懼的漢子了。
至於芸芸眾生，大都按螻蟻尚且惜命的哲學，貪生畏死地苟活著，隻有魯迅先生筆下的阿Q，在去法場的路上，對著圍觀的人群，無師自通地喊出一聲：“過了二十年又是一條……”但很快，這位流氓無產者的懵懂之聲，也成絕響。至於嗣後的文人，也就是所謂的知識分子，碰上這種場麵，天哪！那表現實在相當泄氣；可以寫無數遍磕頭告饒的檢討，但像秋瑾女士那“秋風秋雨愁煞人”的絕命詩，再無人敢有勇氣謅出一句半句來。
於是，李斯能在死前對兒子說出“牽犬東門豈可得乎”，的確是個了不起的舉動。
李斯相秦，厥功甚巨。應該這樣看，始皇帝的千古功績，有一半得算到李斯的頭上；同樣，嬴政的萬世罵名，也有一半是這位相爺出的壞主意所招來的。所以，李斯這個非常之人，就有可能做出非常之事。譬如死前扯這兩句閑淡，也正是他不同凡響的地方。
馬上就要行刑了，劊子手已經將那把磨得雪亮的大片兒刀，擎在手中，隻等監刑官一聲令下，就要將他攔腰截斷，一分為二。他卻有功夫，有閑心，與馬上也將人頭落地的兒子，侃侃然談起陳年往事：“小二子，你還記得嘛，那時候，我領著你們哥兒幾個，牽著一串黃犬，出上蔡東門去獵兔的情景麼？看來，這樣的閑情逸致，大概是不可再得了。”
這種對於死亡的不動聲色，說是視死如歸，可以；說是將生死置之度外，也可以；說是大徹大悟、黑色幽默、生命最後的調侃，都未嚐不可。然而，他以這種狂狷的外在方式，說出這番話語，我認為是這位走出上蔡的河南漢子，對其追逐權力的終身選擇，所進行的一次徹底的全麵否定。
古代知識分子，十有九，或十有九點五，對於權力場有著異常的親和力。近代的知識分子是否也如此這般，不敢妄說，但我認識的一些作家、詩人、理論家，和什麼也不是的混跡於文壇的人物，那強烈的權癖，那沉重的官癮，也不讓古人。這倒不是孔夫子“學而優則仕”的金科玉律所影響，所誘使，而是內在的，與生俱來的，從一開始讀書識字，便要出人頭地的基因在作祟。正是這種基因，才產生謀取權力和崇拜權力的衝動，以及隨之而來的阿諛奉承，磕頭巴結，膝行匐伏，誠惶誠恐的奴才相；卑鄙無恥，不擇手段，削尖腦袋，搶班奪權的惡棍相；失去頂子，如喪考妣，致仕回家，痛苦萬分的無賴相。一個文人，倘若耽迷於權力場中，自以為得意，就少不了這三相。
李斯直到腰斬這一刻，才悟道，才明白，為時已晚。如果一直縱狗獵兔至此，在老家上蔡啃幹饃，喝糊糊，聽梆子腔，不至於像現在這樣，眼看著法場上像砍玉米秸稈似的，倒下一排排子女親屬的屍首。
他殺了一輩子人，如今，輪到他被人殺，這滋味不好受。
司馬遷在《李斯列傳》的結尾處，寫到了這次殘酷屠殺：“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鹹陽市，夷三族。”所謂“三族”，按《後漢書·楊終傳》：“秦政酷烈，違忤天心，一人有罪，延及三族”的李賢注釋，應該是“父族，母族，妻族”。這時，李斯明白為他權力狂人的一生，要付出多少代價。至少，好幾百條性命，受其株連，與其父子同時同地遭到屠滅。
這位法家（按文革時的封號），當他為秦始皇的鐵杆屠夫時，在驪山腳下坑掉數百名儒生，連眼睛也不眨一下；但此刻，身邊屍積如山，血流成河的場麵，大概喚醒了他早已泯滅的人性，這位秦國丞相，《大秦律》的製訂者和執行者，也不由得為這個殘酷暴虐的政府痛心疾首。就以指鹿為馬的趙高對他的處置而言，人，隻有一死，施以五刑（黥、劓、斬左右趾、梟首、菹其骨肉於市），已經足夠死上好幾次，而且最後還要剁成肉醬，又如何再來進行腰斬？可這種匪夷所思的刑罰，沒準還是他任廷尉那陣，頒行天下的呢！想到這裏，他也隻能沒屁好放。
魯迅先生曾經在《病後雜談》中，駭異中國古代劊子手，對於人體解剖學的精通，不知殺了多少人，才有這一份“庖丁解牛”般的嫻熟手藝。李斯應該明白，正是他給了劊子手以殺人無算的機會，才使他們練出這一份又割又剮，又殺又砍，又淩遲又腰斬而並行不悖的職業本領。於是，李斯隻好領教他自己厘定的酷刑，在自己培養出來的劊子手的刀下，俯首就刑。這刑罰，是一個無限延長的死亡，讓你複雜地死，而不讓你簡單地死，讓你看著自己一點一滴地死，而不讓你痛痛快快地死。此時此刻的李斯，該多麼懷念那一去不複返的，牽著咻咻嘶叫的獵狗，出上蔡東門，在秋日衰草叢中，追逐成群狡兔的無憂歲月啊！
後來的文人墨客，就把李斯這句死前名句，縮成“東門犬”三字，既表示恨不如初，也表示對自己追逐一生的權力基因的徹底決絕，在人鬼交替，陰陽分界的這一刻，作出來俺錯了的悔愆。孔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也”，對李斯來講，也就夠了。
但很多攪進權力場中的知識分子，至死也不會有這種醒悟的。哪怕進入回光返照的生命倒計時，還在意訃聞怎麼寫，諡法怎麼訂，官銜怎麼掛，花籃怎麼放，哀樂怎麼奏，喪葬費怎麼報銷等等情事而不肯瞑目。餘生也晚，沒趕上前清或民國文人，如何安排後事，但倒多次碰上離死不遠，危在旦夕，還念念不忘級別、名次、職位、頭銜的當代文人，其中不少還是相識者。最後到八寶山瞻仰其遺體時，那臉容上的權力欲念，好像很難通過化妝術遮掩住。嗚呼，活為權累，死還為權累，真是慘不忍睹。
於是，我越發佩服頓悟的秦相李斯，讚賞這位河南漢子臨終時的自我否定。當然，還有另一位覺悟者，同樣值得大書特書，那就是晉代的陸機。同時代人總把他與美男子潘嶽相提並論，“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世說新語》），估計他也是一位很帥氣的青年作家。無獨有偶，他也給曆史留下一個死之將至，憾悔不迭的典故，恰恰是與“東門犬”對仗工穩的“華亭鶴”。
他在砍頭前說“華亭鶴唳，豈可複聞乎”這句話時，已是距李斯死後的511年。
陸機，及其弟陸雲，為吳郡人。其祖陸遜，為吳丞相，其父陸抗，為吳大司馬，是江東數一數二的大貴族。華亭，地名，即今之上海郊區，百年前，上海開埠時，還不過是小小漁村，那麼，公元三世紀，吳淞江口，肯定為大片灘塗，必然有許多遷徙的候鳥，在長江三角洲一帶停留。陸機“身長七尺，其聲如鍾，少有異才，文章冠世。”（《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