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清代陳康祺的《郎潛記聞初筆》裏，有幾則關於當時文人活動的筆記，很有趣。
其222則《吳俗三好》，曰：“王漁洋謂吳俗有三好，鬥馬吊牌，吃河豚魚，敬五通神，雖士大夫不免。恨不得上方斬馬劍，誅作俑者。”王漁洋在康熙朝，是文壇領袖；官場也很得意，做到刑部尚書，相當於司法部長，好了得的。因此，文人意氣，加上首長意誌，加上法官意識，一旦激動起來，就會習慣性地以權勢而非文人的口氣說話。幸虧玄燁不曾授予他這把斬馬劍，否則，不知江南地方該有多少顆士子的腦袋，斬於這把劍下？
康熙本人相當欣賞他的詩作，錄三百篇，曰《禦覽集》。皇帝為作家編書，這對一個文人來說，是極高的褒譽了。記得郭老晚年，唱和領袖的詩作，連篇累牘，甚是賣力；可未見到毛主席對其作品（除了抗戰時期的《甲申三百年祭》外），有什麼隻言片字的稱道。相反，倒有“十批不是好文章”、“勸君少罵秦始皇”之類的諷喻。王漁洋則不同，詩寫到被皇帝親自編纂的地步，那還了得，有了這份殊榮，他不想當官也不行了。於是，翰林院侍講，南書房行走，國子監祭酒，一紙一紙的委任狀頒發下來，升官加餉，晉級提職，終於達到士子們做夢也想不到的境界了。
“學而優則仕”，是古今文人奉為圭臬的行動指南，所以，一個個苦讀四書五經的士子，為之孜孜鑽營，削尖腦袋，為之苦苦奔走，洞穿鞋底，博個一官半職，封妻蔭子，也就不枉十年寒窗了。直到今天，仍舊是很多作家不約而同的奮鬥目標。最起碼要在各級文聯作協擔當一個職務吧！當代作家心氣比較高，文而優則仕，其目的不僅僅當個什麼玩意，而在乎當了什麼以後，追求那羊群裏的駱駝，高人一等的感覺，立刻與原來論哥兒們的作家，不一個成色了。前排就座，學問見長，指手畫腳，像模像樣。當上了官，自然水漲船高，作品容易發了，書籍容易出了，自己也認為確是文壇扛鼎之輩了。當然，誰也不會相信，官位到手，學問就大，大權在握，文章就好，職務提升，才氣就高。然而，他偏這麼以為，捧臭腳的果然也就這樣認為，這就是我們經常看到的當代版《笑林廣記》了。
所以，一個三流作家，或因緣時會，或風雲際會，或瞎貓碰上死耗子，坐在過去應是一流作家坐的位置上，不等於就是一流作家。因為我們看作家，是看他的腦袋，不是看他的屁股，他屁股就是坐在金鑾殿的寶座上，作品該屎還是屎。但是，這些人的自我感覺的錯位，也真是讓人痛苦。一下子，琴棋書畫，全會了；一下子，上下古今，全通了；一下子，吹拉彈唱，也不外行了；一下子，東西南北中，到處可見他抓住麥克風，哇啦哇啦說得地動山搖了。這時候，就不能不生出“黃鍾毀棄，瓦釜雷鳴”的悲哀。
每當遇到這樣的壯烈場麵，我禁不住想起莎士比亞說過的警句，不是所有閃閃發光的東西，都是貨真價實的金子；想起魯迅先生告誡他的兒子，不要做一個空頭文學家的至理名言；想起艾青先生嘲笑過的，“是名作家而無名作品”的那些明公；當然也會想起如今很不吃香的斯大林早先說過的一句名言：職務提升了，不等於智慧也增加了。母牛下犢以後，自然會生出乳汁，但作家當了官，工資也許增加，才華是不會增加的；作品可能好出版，但不等於是好作品；評論或許要多一些，出鏡率或許要高一些，那是衝著他身上的黃馬褂而去的，一旦剝掉了這張皮，照舊狗屁不是。
可在清初詩壇上，王漁洋當之無愧的，是絕對的一流詩人，他力避公安派的俚俗，竟陵派的纖仄，倡“神韻”說。在文學史上，凡能提出一種使別人“翕然從之”的文學主張，都非等閑之輩。他強調“興會神到”，追求“得意忘言”，以清淡閑遠的風神韻致，為詩歌的最高境界，此論對清代初葉的詩風產生過影響，說他是清初詩壇執牛耳的一代文宗，不算過分。王漁洋靠他貨真價實的作品說話，底氣充沛，有恃無恐，汪洋恣肆，毫無顧忌。他擁有這份資望、身份、地位，可以對他不喜歡的社會風氣，不讚成的時代潮流，加以抨擊；抨擊不靈，加以棒喝；棒喝無效，祭起尚方寶劍，對作俑者嚴懲不貸。
王漁洋對“作俑者”很反感，挺有道理。這個帶有貶義的詞彙，常用來比喻一件不好事情的帶頭者，或一種不好風氣的提倡者。查這個詞，語出《孟子》：“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王漁洋的論點，孰是孰非，姑置勿論，但他將批判鋒芒直指“作俑者”，卻是很有識見的行為。在《郎潛記聞初筆》這部書中，其511則《長生殿傳奇》，和541則《盛名為累》，看看這兩則記聞中的“作俑者”，就可知道這類帶了一個壞頭的人，是如何令人厭惡了。
一，“錢唐洪太學昉思昇，著《長生殿傳奇》初成，授內聚班演之。聖祖覽之稱善，賜優人白金二十兩。於是諸親王及閣部大臣，凡有宴會，必演此劇，而纏頭之賞殆不貲。內聚班優人請開宴為洪君壽，而即演是劇以侑觴，名流之在都下者，悉為羅致，而不給某給諫。給諫奏謂，皇太後忌辰設宴樂，為大不敬，請按律治罪。上覽其奏，命下刑部獄，凡士大夫及諸生除名者幾五十人。益都趙讚善伸符，海寧查太學夏重，其最著者。後查改名慎行登第，趙竟廢置終其身。”
二，“國初，莊廷、朱佑明私撰《明史》一案，名士伏法者二百二十一人。莊、朱皆富人，卷端羅列諸名士，蓋欲借以自重。故老相傳，二百餘人中，多半不與編纂之役。甚矣，盛名之為累也。”
在《郎潛紀聞二筆》裏，其300則，說得更詳盡些：“明相國朱文恪公，嚐作《明史》。國變後，朱氏家中落，以稿本質千金於莊廷，廷家故富，因竄名己作刻之，補崇禎一朝事，中多指斥昭代語，歸安知縣吳之榮罷官，謀以告訐為功，藉此作起複地，白其事於將軍鬆魁，魁移巡撫朱昌祚，朱牒督學胡尚衡，廷並納重賂以免，乃稍易指斥語重刊之。之榮計不行，特購得初刻本上之法司，事聞，遣刑部侍郎出讞獄。”
在清代的文字獄史中，前者，是小事一樁，後者，株連之廣，也算一件要案。文人們由於舞文弄墨的緣故，觸怒當局，弄得龍顏大怒，而招災惹禍，一般都是有“作俑者”揭發在先，皇帝老子才會動手在後。大多數皇帝，日理萬機，忙得不可開交，不可能有太多的時間關注詩人作家，但是怕人提醒、告發、打小報告、咬耳朵根，那可就要捅馬蜂窩了。
假如，那位沒被邀去參加慶壽聚會和看戲的“某給諫”，本來就懶得湊熱鬧，正好，不請，也就不去應酬，關起門來睡大覺；假如，那天晚上，他應邀出席了，不但與劇作家洪昇交流創作心得，談得興起，還與優伶們格外多幹了幾杯，帶著濃重的醉意回府，一覺睡到天亮。我們試設想一下，他要不想扮演始作俑者這個角色，皇帝想找事端，也挑不起來。如果，我們若不把打小報告的“某給諫”，想象得太卑劣的話，他一定要把那次飯局的參與者，統統置於死地，似乎也沒有多大道理。因為，他既然自認為應該有被邀請出席的資格，那麼，顯而易見，他和劇作家洪昇，和內聚班的班主及演員，和其他到會祝壽的文人雅士，有過從甚密的關係才對。至少，他們同屬一個經常在一起活動的文化人圈子，是毫無疑問的。可以想象，他應該是和這些人時不時地在彩排啊，首演啊，碰頭見麵，互致問候。到了幕間休息的那一會兒，也會在劇場貴賓室裏，一塊喝喝咖啡，抽抽紙煙，上上洗手間，聊聊對演員、對劇本的初步觀感之類吧！
按理，文人相輕，互相拆台，有可能；當麵恭維，背後撇嘴，更可能；打小報告，給他們上一點眼藥，也不是不可能。但不至於下毒手，或者，不至於想讓他們一個個都完蛋。能夠解釋的理由，隻是麵子上下不來，一時之忿，題奏上去，誰知他請得了神，而送不了神，他知道康熙也看過這出戲，評價還不錯，估計會給點顏色看看，但不致傷筋動骨，哪曉得後果卻是嚴重得出乎他的想象。這一本，不但許多與會者遭殃，革掉頂子，永不敘用；而處於創作高峰期，正春風得意的洪昇，也從此完蛋，被削籍除名，遣返回鄉，再也寫不出作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