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蘇東坡的一句詩，翻譯成大白話，就是：“老子不想奉陪你們，懶得跟你們這班小人玩了。”當然，這是對大師的妄議，但他用了“少年雞”這個典故，百分百地含有這層意思，諒不會錯。
據《蘇軾詩集》卷十九詩注：“《東城老父傳》雲：賈昌年七歲，明皇召為雞坊小兒長，至元和庚寅，年九十八矣。語太平事，曆曆可聽。自言少年以鬥雞媚上，上以倡優畜之。”“五坊”，是唐代為皇帝飼養寵物的官署，同時，也豢養了一批為非作歹，蹂躪市井，糟蹋百姓，坑害良民的衙役。在韓愈的《順宗實錄》中：“貞元末，五坊小兒張捕鳥雀於閭裏，皆為暴橫，以取錢物。”因此，“少年雞”者，即為人憎惡的小人也。
試想，一位詩人，被小人陷害，扣他一個“以詩忤上”的駭人罪名，在大獄裏關了一百三十天，最後，“摘帽”，或者“改正”，終於獲釋，走出牢門。可以設想，汴京城的拂麵清風，灌湯包的撲鼻香味，馬上就要過大年的愉悅氣氛，以及他的追星族蜂擁而至的熱烈擁躉，能不令他食指大動嗎？能不令他詩興大發嗎？於是，就有了以上為題的詩句。
全詩為：
平生文字為吾累，此去聲名不厭低。塞上縱歸他日馬，城東不鬥少年雞。休官彭澤貧無酒，隱幾維摩病有妻。堪笑睢陽老從事，為餘投檄向江西。（《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複用前韻二首》之二）
北宋亡後，政府南遷，汴京文檔，散失民間，幸虧南宋的朋九萬這位有心人，悉力搜羅收集，我們才得以看到蘇東坡收審刑供的實錄。由於元豐二年（1079）的這樁文字獄案，是由禦史們發起的，而烏台是都城開封禦史衙門所在地，於是這本小冊子遂名之曰《烏台詩案》，版行於世。這樣，我們也就得知蘇軾筆下的“少年雞”為：一，監察禦史裏行何大正，二，監察禦史裏行舒亶，三，國子博士李宜之，四，禦史中丞李定。還有五，那位著《夢溪筆談》的翰林學士沈括，至少在這次案件中，扮演了一個不光彩的角色。
後人在閱讀大師的時候，也會在夾縫中看到這些小人的名姓，時過境遷，這些曾經張牙舞爪、不可一世的整人狂，像蠹魚一樣，幹癟得隻剩一層皮。我估計，後來的整人狂，命運未必會更好。所有製造文字獄的小人，都會被釘在了文學史的恥辱一頁上，任人哂笑。
但我更欽敬詩人的一點，因詩入獄的他，出獄後的第一件事，竟是先做出兩首詩來，宣泄心頭這股鳥氣，敢於向自古而今，入獄隻許規規矩矩，出獄不準亂說亂動的法則挑戰。這膽識，這器度，值得為之鞠一大躬。
因為，很慚愧，如我之類的文人，經過一次又一次的倒黴以後，說來不怕見笑，不但沒有了硬骨頭，連軟骨頭也沒有了，整個成為鼻涕蟲。所以，在別人打了屁股以後，連阿Q的“怒目而視”也不敢有，還磕頭如搗蒜地感謝這頓屁股打得及時，打得有理，打得應該，打得無比幸福雲雲。那一份水襠尿褲，相比之前人，真是很赧顏的。
蘇軾一生，可謂坎坷，中國曆史上的文人，不幸者也算多了，但如東坡先生這樣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忽冷忽熱，忽喜忽憂者，還真是比較少的。他的境遇是從神宗熙寧二年（1069），另一個同等量級的大文人王安石，從金陵來到汴京任神宗相那刻開始，便倒黴，而且一直倒黴到徽宗元符三年（1101）死時為止，一倒就是三十二年。比起我們這幹當了二十二年“右派”的作家詩人來說，大師的不幸可謂甚焉。然而如此，一輩子犯小人，一輩子在不幸當中，一輩子在他們的折磨下為文求生的蘇軾，所留存下來的不朽，卻是我們永遠望洋興歎，瞠乎其後的。在他所創造的文學世界裏，用老百姓的話來說，我們連給大師拾鞋的資格都不配。
他的詩，包羅萬象，上追唐代的“李杜”；他的詞，揮灑自如，與辛棄疾並稱“蘇辛”；他的古文，縱橫豪邁，同歐陽修並稱“歐蘇”；他對我國的文學發展，其貢獻之巨大，影響之深遠，一直到今天，像一塊兀立不動的基石，支撐著中國文學史。時隔一千年後，在中國識字的普通人口頭上，能夠馬上想起來的古人詩句，十句之中，定有東坡先生的一二句。因此我想，大師的萬古長青的文學生命力，絕不是一些“輕薄為文哂未休”的人，所能抹煞得了的。
但是，蘇軾是文學家，但也是政治家，他把他的文學，他的政治，和這個國家，這塊土地，以及這塊土地上的黎民百姓，聯係在一起，這也是中國自有文學以來，自有詩人作家以來，從跳汨羅江的屈原開始，就在血管裏流動著這種憂國憂民的基因。當我們回過頭去，曆數蘇軾的倒黴史，會發現，他在政治上總是采取“右”的立場，更多是為人民大眾著想，因此，才受到過激勢力的清算、排擠、鎮壓和處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