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36年（嘉靖十五年）冬十二月以前，在南京任吏部尚書的嚴嵩，說他是個文人，是個詩人，或者，加上“著名”，都是可以的。那時，他紗帽翅上的“纓”，還用不著“濯”。因為明代開國定都南京，永樂遷都北京後，仍在南京設了一個稍小的，與北京卻是同樣設置的中央政府機構。但是，派到那裏去做官的，通常都屬於非主流的二線人物，所以，在南京時的嚴嵩，很有時間遊山逛水，吟詩作文，以風雅著稱。
《列朝詩集》載：嚴“少師初入詞垣，負才名，謁告返裏，居鈐山之東堂，讀書屏居者七年。而又傾心折節，交結勝流，名滿天下。”那時，他的人望和文聲，很說得過去的。這大概如荀子所言：“忍性然後起偽，積偽然後君子”，凡極善於遮掩自己者，通常都會以偽善，騙得大家的良好印象。當時，京都人士，“以公輔望歸之”，可見對其期望值之高。
次年到了北京，來給皇帝祝壽，留在了翰林院修《宋史》，隨之入閣，紗帽翅上的“纓”，開始抖了起來，按捺不住的本性，便逐漸暴露了。權力這東西，落在品質不佳的人手裏，便是一種惡的催化劑。於是，“憑藉主眷，驕子用事，誅夷忠臣，潰敗綱紀，遂為近代權奸之首”。這時候，連“濯纓隨處有滄浪”那種假姿態，假清高，也沒有了。
若是就詩論詩，以文談文的話，對於嚴嵩此前的作品，應該說，既不是太好，至少也不是太壞，這評價大抵是相當的。《明史》稱他，“為詩古文辭，頗著清譽”，也是當時和以後的公論。他的詩集《鈐山堂集》，其實也有一些可圈可點的佳作。但清代修《四庫全書》，就因人而否定其書。“跡其所為，究非他文士有才無行可以節取者比，故吟詠雖工，僅存其目”，這是中國文學史上“以人廢文”的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其實，甚至王世貞，盡管其父王□是被嚴嵩鎮壓的，但他對嚴嵩的詩文，並不因父仇而持否定態度。“孔雀雖然毒，不能掩文章”，這位文壇領袖的公允評價，比之時下小肚雞腸的作家詩人，要有氣量得多。
無端世路繞羊腸，偶以疏懶得自藏。種竹旋添馴鶴徑，買山聊起讀書堂。開窗古木蕭蕭籟，隱幾寒花寂寂香。莫笑野人生計少，濯纓隨處有滄浪。（《東堂新成》）
這首詩倘若不標明為嚴嵩作，短短八句，將歸隱之心，山林之念，安貧之道，遁世之想形容出來，也還具有一點意近旨遠，趣雅情真的境界，很難與1536年以後的那個權奸巨貪的醜惡形象吻合到一起。由於嚴嵩是個被曆史唾棄的人，他的著作也就隨之湮沒。如今，即使國圖、首圖，找他這部詩集，也是蠻費事的。
由此，比起近年來忽然行情飆升的知堂先生，真為嚴分宜的不走運抱不平。他要是在陰曹地府的哪條大街上，碰見這位偽華北政府的教育總長，一定會對他說，老兄，別看我不當漢奸，比起你當過漢奸的，待遇差遠了。唉！誰讓共產黨不待見你呢？這倒成全了你，恰巧那些不待見共產黨的人，借抬舉你，高看你，來敲打共產黨實行的文化政策，以求得一泄敵意的快感。於是，你老兄成為一代宗師，成為文學經典，你寫的每一個字，包括你放的每一個無味的屁，鋪天蓋地而來，真是好讓我羨慕哦！
一直在南京坐冷板凳的嚴嵩，發跡太晚，等到為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其年五十六歲。等到官拜武英殿大學士，入值文淵閣，受到明世宗朱厚熜重用，是嘉靖二十一年的事，老先生已年過花甲，高壽六十二了。那時，雖無到點退休一說，但他不能不考慮到上帝留給他貪汙的年頭，無論怎樣抓撈，為時不是太多。於是趁早趕快，將他實在不成樣子的“短項肥體，眇一目”的兒子，提拔起來，作為膀臂。這樣，獨眼龍得以“由父任入仕。以築京師外城（功）勞，由太常卿進工部左侍郎，仍掌尚寶司事。剽悍陰賊，席父寵，招權利無厭”（《明史》）。
嚴嵩沒想到，他竟活到八十九歲，與其子聯手作惡的“貪齡”，打破中國貪官之最，這就是李慈銘在《越縵堂日記》裏論他的“名德不昌，而有期頤之壽”，“老而不死謂之賊”了。數十年間，錢財撈得太多，壞事做得太絕，這兩父子，便成為中國曆史上的頂尖級權奸巨貪。
《明史》描畫這兩個人，形象頗有點滑稽。一個肥粗，一個細瘦，一個矮矬，一個高挑，一個是獨眼龍，一個是疏眉目，怎麼看，不是一家人。後讀談遷的《談氏筆乘》，引趙時春作《王與齡行狀》，方知“嚴世蕃，分宜相嵩之螟蛉子”。所以，嚴東樓為嚴嵩無血緣關係的養子，然而，不是一家人，不進一家門，這兩人DNA不同，品種上迥異，但聚財弄權，腐敗淫亂，為非作歹，戕害忍毒，好像一個模子刻出來的壞，逐臭趨腥，競利爭權，魚肉良善，巧奪豪取，有著天生同好的心靈感應。一位朋友對我說，豈止如此，這爺兒倆寫的字，也有類通相似之處。不信你去看看，那肥碩飽滿的筆鋒，非一介寒士能寫得出來的。
果然也是如此，我專門去這兩處店鋪“欣賞”了一番。
現在，前門外糧食店北口路西的“六必居”醬菜店，菜市口的路北朝南的“鶴年堂”中藥鋪，那金字牌匾，仍是這兩位遺留下來的“墨寶”。據民國蔣芷儕《都門識小錄》：“都中名人所書市招匾對，庚子拳亂，毀於兵燹，而嚴嵩所書之‘六必居’三字，嚴世蕃所書之‘鶴年堂’三字，巍然獨存。分宜父子，淫貪誤國，罪通於天，與檜賊齊名，至今三尺童子皆羞之，乃其惡劄亦幾經滄桑而不毀，倘所謂貽臭非耶？”
這或許就是曆史的玩笑了，近五百年，北京城裏不知有多少老字號，能保存住原先那塊匾額者，簡直少之又少，獨獨嚴世蕃與他老爹的這幾個字，甚至波瀾壯闊的“文革”，也未作“四舊”砸掉。我忽然感到，忘八蛋，忘到極點，臭大糞，臭到極致，也是一種求“不朽”之捷徑。這也難怪當今文壇上，有些人，把不要臉壓根兒不當回事。追名逐利，無所不用其極，隻要到手，是絕不怕下作無恥的。
新建成的廣安大街，氣勢恢弘，原來狹窄的菜市口丁字街，拓寬得已非舊時模樣，如果不是夕陽餘暉下，那“鶴年堂”金碧絢麗的匾額，我都不敢相認了。此地應是嚴世蕃的斃命處，他的最後下場，《明史》說得很簡捷：“遂斬於市，籍其家”，那是公元1565年的事。
明代棄市，都在西城，不知是否即為這個菜市口？因為清代的“秋決”，在這裏進行。那麼，嚴世蕃五花大綁，手鐐腳銬，站在檻車裏，行經此地，看到藥鋪門楣上那幾個閃閃發光的字，不知作何感想？而其父，不知會不會後悔？當初莫如“濯纓隨處有滄浪”，回到鈐山東堂，做他的詩人、文人，也不至於眼睜睜地看著兒子被梟首示眾，身首異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