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謂古人君賢，則道德施行，施行則功成治安；人君不肖，則道德頓廢，頓廢則功敗治亂。古今論者，莫謂不然。何則？見堯、舜賢聖致太平，桀、紂無道致亂得誅。如實論之，命期自然，非德化也。
吏百石以下，若鬥食以上，居位治民，為政布教，教行與止，民治與亂，皆有命焉。或才高行潔，居位職廢；或智淺操ㄜ，治民而立。上古之黜陟幽明，考功，據有功而加賞，案無功而施罰。是考命而長祿，非實才而厚能也。論者因考功之法，據效而定賢，則謂民治國安者，賢君之所致；民亂國危者，無道之所為也。故危亂之變至，論者以責人君，歸罪於為政不得其道。人君受以自責，愁神苦思，撼動形體，而危亂之變，終不減除。空憤人君人心，使明知之主，虛受之責，世論傳稱，使之然也。
夫賢君能治當安之民，不能化當亂之世。良醫能行其針藥，使方術驗者，遇未死之人，得未死之病也。如命窮病困，則雖扁鵲末如之何。夫命窮病困之不可治，猶夫亂民之不可安也；藥氣之愈病，猶教導之安民也，皆有命時，不可令勉力也。公伯寮訴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孔子。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由此言之，教之行廢，國之安危，皆在命時，非人力也。
夫世亂民逆，國之危殆，災害係於上天，賢君之德，不能消卻。《詩》道周宣王遭大旱矣。《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言無有可遺一人不被害者。宣王賢者，嫌於德微。仁惠盛者，莫過堯、湯，堯遭洪水，湯遭大旱。水旱，災害之甚者也，而二聖逢之，豈二聖政之所致哉？天地曆數當然也。以堯、湯之水旱，準百王之災害，非德所致，非德所致，則其福佑非德所為也。
賢君之治國也，猶慈父之治家。慈父耐平教明令，耐使子孫皆為孝善。子孫孝善，是家興也；百姓平安，是國昌也。昌必有衰，興必有廢。興昌非德所能成，然則衰廢非德所能敗也。昌衰興廢，皆天時也。此善惡之實，未言苦樂之效也。家安人樂，富饒財用足也。案富饒者命厚所致，非賢惠所獲也。人皆知富饒居安樂者命祿厚，而不知國安治化行者曆數吉也。故世治非賢聖之功，衰亂非無道之致。國當衰亂，賢聖不能盛；時當治，惡人不能亂。世之治亂，在時不在政；國之安危，在數不在教。賢不賢之君，明不明之政，無能損益。
世稱五帝之時，天下太平，家有十年之蓄，人有君子之行。或時不然，世增其美，亦或時政致。何以審之？夫世之所以為亂者，不以賊盜眾多，兵革並起，民棄禮義，負畔其上乎？若此者，由穀食乏絕，不能忍饑寒。夫饑寒並至而能無為非者寡，然則溫飽並至而能不為善者希。傳曰："倉稟實，民知禮節；衣食足，民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起於不足。穀足食多，禮義之心生；禮豐義重，平安之基立矣。故饑歲之春，不食親戚，穰歲之秋，召及四鄰。不食親戚，惡行也；召及四鄰，善義也。為善惡之行，不在人質性，在於歲之饑穰。由此言之，禮義之行，在穀足也。案穀成敗，自有年歲。年歲水旱，五穀不成，非政所致，時數然也。必謂水旱政治所致，不能為政者莫過桀、紂，桀、紂之時，宜常水旱。案桀、紂之時，無饑耗之災。災至自有數，或時返在聖君之世。實事者說堯之洪水，湯之大旱，皆有遭遇，非政惡之所致。說百王之害，獨謂為惡之應，此見堯、湯德優，百王劣也。審一足以見百，明惡足以照善。堯、湯證百王，至百王遭變，非政所致，以變見而明禍福。五帝致太平，非德所就，明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