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目前為止，就筆者所見到的各種材料看，多數同誌主張：共進社是在1922年10月10日成立的。因此，它是五四時期出現較晚的一個進步社團。我認為，這是一個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眾所周知，《共進》半月刊是以在北京大學求學的旅京陝西青年為中心，於1921年10月10日創辦的。筆者認為，《共進》半月刊的出版，就已經聲明共進社的創立。其主要理由和依據如下：
第一，《共進》半月刊不是個別人辦的私人刊物，在五四運動以後，特別是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的中國，它的誕生代表了一個進步的社會團體的新生。
第二，《共進》半月刊創刊號在《刊行的原因》中公開宣布：“我們自己熱騰騰的良心，迫的我們不得不把所謂‘提倡桑梓文化，改造陝西社會’的千斤重擔擔在肩上”。《共進》發表的這個宗旨和目標，就是“共進社”的宗旨和目標。當然，這個宗旨和目標在實踐中也將不斷完善。
第三，《共進》半月刊出版不久，就立即打出了“共進社”的旗號。1921年11月25日，《共進》半月刊第4號，在第四版中縫最後第一次發出了“共進社鳴謝啟事”。1921年12月10日，《共進》半月刊第5號就以“本社同仁”的名義發表了《去劉篇》的重要文章。更為重要的是，人們清楚地看到：從1922年1月10日《共進》半月刊第7號開始，就把刊名右邊的“月出兩次”正式改為“共進社出版”，直到1923年9月25日第46期為止。與此同時，即分別用“共進社”和“本刊編輯室”的名義，發表各種有關的啟事。
第四，由於種種原因和條件，發起組織共進社的人們，未能召開成立大會，但是，凡參加共進社的人，已一律被稱為“社員”。我們從1922年3月25日，《共進》半月刊第12號第二版上發表的《本社社員注意》的啟事中，可以得到證明。
第五，《共進》半月刊，就是共進社這個團體的機關報。關於這一點，我完全同意人民出版社在1983年影印《共進》半月刊時所寫的《影印者說明》中的看法。《說明》指出：《共進》半月刊，是共進社的機關報，在1921年10月創辦的。
第六，共進社的直接發起人、《共進》半月刊的前期主編楊鍾健，始終認為“共進社”是在1921年10月創立的。1979年4月，三聯書店出版的《五四時期的社團》(三)一書中，在介紹共進社時，最後附有楊鍾健1960年6月25日寫的《關於共進社的回憶》一篇專文。文章明確地寫道：“共進社的名稱雖然於1921年10月出現，它的刊物也在這時和讀者見麵，但它的醞釀和活動卻早在以前就開始了。”文章第二部分，在“共進社的機關刊物——《共進》半月刊”題目下進一步寫道：反對郭希仁尊孔的事結束以後，造成了這樣一種形勢：一方麵是這些反郭的骨幹分子，由於組織了一個夥食團，經常在一起說東道西，意氣更加相投；另一方麵，有些陝西學生走的是郭的路線，蠅營苟苟，引起許多人的不滿；再加上陝西黑暗的情況，有增無已，也就更引起人們的不滿。1921年已是五四運動以後的兩年，北京乃至各地的刊物此伏彼起，出版得很多，也鼓舞了大家的信心。於是大家決定出一個以陝西為主要對象的《共進》半月刊。接著，他又一次地強調：“《共進》半月刊出版後不久，在北京和陝西起了很大的影響，共進社也成了一個名符其實的社團組織。”文章在談到“共進社的進一步發展”時，闡述了1923年的改版，以及1924年4月和1925年7月兩次會議的重要意義，通篇未提1922年10月10日開會一事，這是值得注意研究的。關於加入共進社的人一律稱為社員的事，楊鍾健在文章中是完全肯定的。他寫道：“共進社的社員也各有其特殊的活動。當時北大的團體很多，共進社社員本其自己選擇，也加入了這些團體中若幹組織進行活動。最多的為平民教育講演團等。凡是北京大學學生有什麼活動，如非宗教大同盟，驅彭挽蔡運動等，共進社的成員都是其中的積極分子。共進社的部分社員也積極投入了當時全國性的學生運動和北大當時的各項活動。這是好的一麵。但是至少在共進社初期幾年中，由於共進社社員有上述的那些思想，就總想多保留些地方色彩，多保持些獨立性。”除此以外，1983年7月地質出版社出版的《楊鍾健回憶錄》一書中說共進社最初的同人有李子洲、劉天章、楊曉初、呼震東、王震東等人。後來加入而工作較多的有王子休、劉尚達、魏緒言等。
載《學術動態》1986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