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右任和毛澤東的友誼，經過第一次國共合作的考驗，並且在第二次國共合作期間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1935年8月1日，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又稱《八一宣言》)，號召全國人民聯合起來，抗日救國，要求國民黨停止內戰，共同抗日。於右任看到《八一宣言》後，表示完全擁護，衷心讚同，深感中國有了出路。於是，他與何香凝、柳亞子、經享頤、陳樹人、孫科等一起簽名響應中國共產黨的號召，力促蔣介石改變反共立場，團結抗日。從此，他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在中華民族麵臨危亡的關頭，於右任的這一正義立場，得到了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的肯定和讚賞。1936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中，申明了我們黨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準備重新實行國共合作的政策。9月22日，毛澤東在致蔡元培的信中，就特別提到了於右任先生。信中說：“孫中山先生聯俄、聯共與農工政策，行之於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之第一次大革命而有效，國共兩黨合作之時期，亦即國民黨最革命之時期。孫先生革命政策之毀棄，內戰因之而連綿不絕，外患乃潰圍決堤滔滔不可收拾矣！八月二十五日共產黨致國民黨書，雖舊策之重提，實救亡之至計，先生將何以處此耶？”“宋慶齡先生、何香凝先生、李石曾先生、吳稚暉先生、張溥泉先生、於右任先生……以及一切之黨國故人，學術師友，社會朋舊，統此致訊。寇深禍急，率爾進言。風雨同舟，願聞明教。”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書信選集》，1版，66—6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於右任先生從《八一宣言》和毛澤東這封極其懇切的信中，受到鼓舞，堅定了他與共產黨繼續合作的決心。於是，於右任先生在抗日戰爭期間，不僅寫了許多慷慨激昂的詩篇，熱情宣傳中國共產黨關於解決西安事變的主張，而且多次痛斥蔣介石破壞團結抗戰的行徑，為促進第二次國共合作，在國民黨上層人士中做了許多我們黨所不能做的工作。抗日戰爭勝利以後，即1945年9月，毛澤東率代表團在重慶與蔣介石談判期間，由周恩來，王炳南陪同，特意登門拜訪了於右任先生，表達了中國共產黨對他的關心和問候。內心激動的於右任設宴款待毛澤東，席間，兩人談笑風生，推心置腹。於右任稱讚毛澤東淵博的學識、寬闊的胸懷和政治家的風度，遂明確表示堅決反對內戰，讚成和平，支持國共兩黨再次合作，共同建設新中國。
解放戰爭期間，於右任先生仍然懷念他同毛澤東的情誼。在李宗仁代理國民黨政府總統職務以後，1949年2月上旬，在上海組織了以顏惠慶、章士釗、江庸為代表的“上海人民代表團”。邵力子也以私人身份參加了代表團。這個代表團2月14日到北平與中共商談了和平談判問題後，又到西柏坡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的接見。深切關懷國共兩黨和談前途的於右任先生，得知代表團得到毛澤東、周恩來的接見後，於27日在代表團回到南京時親自到機場去迎接。1949年4月，在國共兩黨正式和平談判期間，李宗仁致電張治中說：“十六日派於右任為特使前往北平，協助國民黨代表團和中共進行談判。”可是，由於國民黨上層內部的種種原因，致使於右任先生未能成行，成為他的終身憾事。
“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從這感人肺腑的詩句中，我們清楚地看到深藏在於右任心中的願望，就是他向往祖國大陸，思念曾與他風雨同舟的家鄉父老、同誌朋友。在中國革命史上，於右任和毛澤東的交往，為國共兩黨合作留下了一段佳話。
寫於1985年1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