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6日，於右任又在致張學良楊虎城的電中說：“自蔣委員長失自由後，不但群情震憤，世界各國論調莫不以中國複興事業遭受頓挫為憾。蘇俄報紙尤為激昂，認為毀損中國抗敵力量，愈使侵略者有所藉口。”李新在《西安事變初探》一文中也說：“對於張、楊來說，當時最關心的是蘇聯的反應。但他們從收音機上聽到蘇聯的反應，頗感失望。蘇聯說他們是冒險搞軍事陰謀，如搞得不好，會發生大內戰，甚至懷疑有日本的策動。這不能不使張、楊非常掃興。”於是，張學良於17日晨致電毛澤東說：“現此間諸事順利，一切恩來兄到後詳談。再國際對西安一二·一二革命有何批評，乞告。”當晚，周恩來同誌到西安後，張學良在談話中就詢問了共產國際對西安事變持何態度。周恩來回答說：還沒有得到回複。次日，周恩來即致電黨中央，要求“國際有電來請即告我”，並說張學良“極願聽我們意見，尤願知國際意見”，“我已明告國際及蘇聯意見雖尚不知，但如日本及漢奸硬要挑起內戰，我們隻有在堅決防禦下堅持抗日動員，爭取同情，分化南京，孤立漢奸，縮小內戰，並連接到抗戰上去。”這不僅體現了我黨獨立自主地根據特殊情況解決國內重大問題的堅定性，而且表明了我黨在任何情況下都將同張、楊兩將軍堅持聯合、共同抗日的堅定性。周恩來的這個表態，對張、楊兩將軍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支持。
中國共產黨對共產國際來電的反應
西安事變發生後，中共中央於12日連發三封電報，要求共產國際支持西安事變。頭兩封電報是轉發張學良和劉鼎來電和報告西安事變情況。第三封萬萬火急電報說，張學良已將蔣介石扣留於西安，以及我黨中央對西安事變采取的步驟。電報提出：請你們讚助我們這些步驟。13日，中共中央又向共產國際發出三封電報，陳述西安事變發生的原因，是“革命政變”，“其行動是完全帶著革命性的”。並報告了張學良轉向積極抗日行動的原因。16日，中共中央又向共產國際綜合報告西安事變的情況，包括西安采取的重大軍政措施、蘭州情況及紅軍南下等。電文說：“張、楊已宣布取消西北剿匪總部，停止一切剿匪工作。延安、甘泉兩城已交付紅軍接防。紅軍主力已向西安出動，策應張、楊。”
共產國際的複電是16日從莫斯科發出的。但是發來的電報，“勤務組弄錯了，完全譯不出”，黨中央又於18日給共產國際電：“請即檢查重發，至要。”20日，黨中央收到共產國際的複電。”全文如下：
“作為對你們的來電的答複，建議采取以下立場：一、張學良的發動，不管他的意圖如何，客觀上隻能有損於中國人民抗日統一戰線力量的團結並鼓勵日本侵略者。二、既然事變已經發生，必須考慮現實，中國共產黨應根據以下原則堅決主張和平解決衝突：(一)改組政府，使一些抗日運動的代表和擁護中國領土完整和獨立的人士參加政府。(二)保障中國人民的民主權利。(三)停止消滅紅軍的政策並在反對日本侵略者的鬥爭中同紅軍合作。(四)與那些同情中國人民擺脫日本帝國主義進攻的國家建立合作，但不要提聯合蘇聯的口號。”這封電報是由格·季米特洛夫審定和簽署的。
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獨立支部。因此，黨中央在對待西安事變這個重大問題上，是不能不考慮共產國際的意見的。於是，中共中央書記處於12月21日給共產國際書記複電：“來電於20日才收到，同意你們的意見，我們已經基本的采取了這種方針。”接著，中央書記處在12月21日致電周恩來同誌，對共產國際的意見作了全麵貫徹。電報指出：請與張、楊商量立即采取如下步驟：
一、爭取蔣介石、陳誠等與之開誠談判，在下列基礎上成立和平。
(一)南京政府中增加幾位抗日運動之領袖人物，排除親日派，實行初步改組。
(二)取消何應欽等之權利，停止討伐，討伐軍退出陝甘，承認西安之抗日軍。
(三)保障民主權利。
(四)停止剿共政策並與紅軍聯合抗日。
(五)與同情中國抗日運動之國家建立合作關係。
(六)在上述條件有相當保證時，恢複蔣介石之自由，並在上述條件下讚助中國統一，一致對日。
由此可見，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在西安事變的性質、作用和意義的認識上存在著很大的分歧，但在處理問題的原則和方針上則基本上是一致的。
共產國際判斷錯誤原因之分析
1935年7、8月，共產國際召開了第七次代表大會。會後，斯大林更多地注意國內問題，共產國際由季米特洛夫領導。
關於共產國際在西安事變問題上判斷的完全錯誤，周恩來同誌在《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這篇報告中說得非常清楚。他指出：“當時，共產國際搞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和中國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相合。西安事變張學良、楊虎城把蔣介石抓起來，共產國際公開說張是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抓蔣介石是適應日本的要求。這個判斷是完全錯誤的。”
筆者認為，共產國際判斷完全錯誤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