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國經濟發展速度之高，在戰後世界曆史七是不多見的。但是，在我國現有條件下，投資規模的高峰、經濟增長速度的高峰、物價上漲高峰與通貨膨脹常常結伴而行。改革開放15年來，我國經濟發展，已經經曆了三次“啟動——升溫——過熱——調整”的周期性波動，每次增長周期的下跌，都是受到通貨膨脹的製約而形成的。因此，堅決遏製通貨膨脹，已成為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三者關係的關鍵環節。
通貨膨脹對於經濟發展和社會造成的損害極大。其一，使價格導向發生混亂，引起資源配置的，失誤；其二，助長投機行為，加劇分配不公，幾次通貨膨脹，都是投機行為最嚴重的時候；其三，擾亂經濟秩序，阻礙經濟發展，貽誤發展速度；其四，損害人民群眾利益，影響社會安定。也有的人認為通貨嘭脹能刺激生產發展。但是，中國和外國經濟發展都證明：嚴重的通貨膨脹，對於正常的工商經營都沒有好處，隻會對社會生產起破壞作用。
引起通貨膨脹的原因，不在於價格改革，而在於固定資產投資膨脹、過熱。價格改革，雖然也會增加居民的生活費用支出，相應增加貨幣發行量，但隻要改革力度適當，增發的貨幣不超過流通的正常需要，就不會帶來通貨膨脹。固定資產投資膨張導致的物價上漲則必然造成通貨膨脹。過去固定資產投資靠國家預算撥款，現在改為銀行貸款。固定資產投資膨脹，就要加大信貸赤字，就要靠增發貨幣來彌補。在固定資產投資熱中，有些企業和單位挪用流動資金搞基本建設，結果不是迫使銀行增撥流動資金，就是拖欠貸款，導致“三角債”。這種固定資產投資熱帶來的增大貨幣發行，往往是嚴重的通貨膨脹。
1981年以來，我國改用“投資率”這個概念控製固定資產投資規模。投資率即投資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在我國，適度的投資率最好控製在25—28%，30%也還可以接受。一旦突破30%，國民經濟就會出現一係列問題，難以保持協調持續發展，各方麵都感到緊張。1993年，國家突破了投資率的警戒線。八屆人大一次會議通過的1993年投資計劃為8000億元，投資率在30%以內。執行結果，實際完成11829億元，超過3829億元，投資率超過計劃7.7個百分點，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罕見的。本年度的國內生產總值比上年增長28.8%，而固定資產投資卻增長50.6%。在建項目普遍遇到資金不能及時到位的問題，國家被迫超量發行貨幣，1993年貨幣投入量為40年來最大的一次，市場貨幣流通量在1992年增長36.5%的基礎上，又增長35.3%，僅次於1988年增長46.700的水平。這就導致了通貨膨脹。1993年的零售價指數，在上年增長5.4%的基礎上，上漲了13%；居民生活費用價格指數在上年上漲6.4%的基礎上，又上漲了14.7%。這引發了資金緊張，供應緊張，價格暴漲。
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大一點，並非壞事，但絕非越大越好。我們吃夠了投資規模偏大、過大的苦頭。客觀規律告訴人們，建設規模要與國力大小相適應，才使經濟發展納入良性循環的軌道。
自1992年開始，我國連續幾年行進在年增長13%的快車道上，這就更要警惕經濟增長過快帶來的通貨膨脹的危險。
通貨膨脹並非是經濟快速增長的必然產物，隻要適度控製建設發展速度即固定投資率，就能保持經濟快速增長期的延長，防止通貨膨脹造成的“硬著陸”。在這方麵，中央已采取了一係列措施。一是加強政府幹預，進行宏觀調控。建立市場經濟，價格放開，不等於政府可以撒手不管。二是轉變發展思路，重在提高經濟效益。我國投資率控製在30%以內，效益與速度的結合是最好的，物價也是比較平穩的。依靠高投資取得高速度，必然帶來低效益，高物價，江澤民總書記說：“發展要有新思路，真正轉到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中心的軌道上來，不能繼續走盲日追求產值速度和擴大投資規模的老路。”三是處理好國家與地方、局部與全局的關係。一個企業不可能又提高產品價格，又能得到更多的銀行貸款。物價總水平上漲，也會使一個企業的產品失去競爭力。地方那盤棋，要顧及到全國這一盤大棋。四是重視和支持農業的發展，抓好“菜籃子工程”。隻要把糧食和“菜籃子工程”抓緊抓好，物價就不會出大問題。
既保持經濟快速增長，又要控製通貨膨脹，不是不能做到，而是可以做好的。
（劉書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