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學習型黨組織必讀經典07(2 / 3)

中共第三屆中央委員,第五屆中央候補委員,第六屆、七屆、八屆、九屆、十屆中央委員,第三屆中央局委員,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1927年8月至11月任職),第六屆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六屆三中全會增補)、委員(六屆五中全會當選),第七屆、八屆、九屆、十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第六屆(1935年1月遵義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增選)、八屆、九屆、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六屆(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推定任職)、七屆中央政治局主席,第七屆、八屆、九屆、十屆中央委員會主席,第六屆(1935年1月至1945年6月任職)、七屆中央書記處書記,第六屆(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任職)、七屆中央書記處主席,長期任中央軍委委員、常委、主席。

深度解讀

《毛澤東選集》

1944年,晉察冀日報社出版第一部《毛澤東選集》。

新中國成立後兩個版別的《毛澤東選集》,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一版《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分別於20世紀50年代初和60年代初出版,編入的是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主要著作。這一版本,深刻影響了中國20世紀近40年的社會曆史進程。

1951年10月,《毛澤東選集》第一卷正式出版,這一卷收入了毛澤東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和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著作共16篇(第二次印刷時增加了《矛盾論》1篇);

1952年4月,《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出版,這一卷收入了毛澤東從抗戰爆發至1941年5月打退蔣介石發動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時期的著作,共41篇;

1953年4月10日,《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出版發行,這一卷收入了毛澤東1941年3月至1945年8月抗日戰爭取得勝利時的著作40篇;

1960年,《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出版發行,這一卷收入了毛澤東1945年8月至1949年9月也就是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著作共70篇。

新中國成立後出版的《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第一版的編輯工作,大多是在毛澤東親自主持下進行的。《選集》中的各篇著作,都經毛澤東校閱過。

《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第一版出版後,陸續發現了正文和注釋中都有一些需要修改的地方。20世紀60年代初,毛澤東就曾提出要修訂《毛澤東選集》。1962年,經毛澤東同意,由田家英主持《毛澤東選集》第一版的修訂工作,後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斷。這次修訂工作雖未全部完成,但應該說為《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第二版的出版打下了一個較好的基礎。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1977年4月出版了《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但由於編輯工作中存在的問題較多,1982年4月已停止發行。

1990年5月,《毛澤東選集》修訂工作全麵展開。具體承擔修訂工作的是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生平著作研究組和注釋組的同誌。修訂工作主要從兩個方麵進行。一是正文、題解的修訂。這方麵的主要工作是訂正史實、修訂文字和題解。在篇目上,經過反複考慮,報經中央有關領導批準,決定在保持原有篇目的基礎上,隻增加《反對本本主義》一篇文章。二是注釋的修訂。《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第一版共有注釋872條,這次修訂做了不同程度修改的達到70%,第二版共有注釋1215條,約16萬字。

1991年7月1日,時值建黨70周年之際,《毛澤東選集》第二版正式出版發行,內容更加豐富和完善,繼續承載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深刻影響著中國社會的進一步發展。鄧小平同誌為新版《毛澤東選集》題寫了書名。

1998年12月,由線裝書局出版的《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線裝典藏本由新華書店首都發行所發行。

《毛澤東選集》展現了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軌跡。毛澤東思想的形成過程可以分為萌芽、基本形成、成熟和發展、繼續發展四個階段。

(1)萌芽階段:時間上從建黨到大革命失敗前。這一階段的代表作有《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1925年12月1日)、《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27年3月)等。它們被收錄在《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中。

(2)開始形成或基本形成階段:時間上是從1927年大革命失敗到20世紀30年代上半葉。這一時期的代表作有:《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1928年10月5日)、《井岡山的鬥爭》(1928年11月25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5日)、《反對本本主義》(1930年5月)等。它們亦被收錄在《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中。

(3)成熟階段:從1935年遵義會議到1945年中共七大。這一時期的代表作有《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1936年12月)、《實踐論》(1937年7月)、《矛盾論》(1937年8月)、《論持久戰》(1938年5月)、《新民主主義論》(1940年1月)、《論聯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等。這些文章,按時間順序,分別收錄在《毛澤東選集》一至三卷中。《新民主主義論》標誌著毛澤東思想的完全成熟。

(4)繼續發展階段:關於毛澤東思想的繼續發展階段,更多是體現在解放戰爭時期和新中國成立後發表的一係列文章、講話和報告中,這在《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中有部分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