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的辮子
1970年暑假，學校文藝宣傳隊裏來了一位新同學，叫荷花。
那天，王老師把荷花帶進排練室，大家都有點發愣。荷花不但長得好看，還梳著一條又黑又粗漫過腰的大長辮子。當時的年月，要破四舊，立四新，女同學都是短發“革命頭”，紮兩根小辮也是長不過肩。荷花留著“四舊”的長辮子，還敢到宣傳隊裏來炫耀。就如平靜的湖水裏丟進了一顆炸彈，宣傳隊裏亂了套。
荷花的長辮子特吸引我們男生，排練休息的時候，“李玉和”“郭建光”“胡傳魁”都愛圍著荷花轉。演李鐵梅的馬丫心裏不舒服了。馬丫是宣傳隊裏的台柱子，隻要排節目，馬丫就是當然的女主角，被老師和同學寵得跟公主似的。馬丫走路頭仰得高高的，很少跟我們搭腔。馬丫長得也好看，就是頭發又黃又稀，演出時得接上個黑黑的假辮子，上黃下黑，我們都叫她“二合一”。馬丫對荷花那條大長辮子很嫉妒，更看不慣我們圍著荷花屁股後麵轉的臭德行。馬丫找到駐校的“貧農代表”雷大爺，告狀說荷花留長辮子是資產階級“小情調”，是封資修的“黑貨”。雷大爺十分重視這個階級鬥爭的“新動向”。他找到王老師談話，要校宣傳隊引起“高度重視”。把留長辮子的問題列入議事日程，不能讓這種“小資產階級”的思想自由泛濫。
王老師十分為難，對我說：“你是宣傳隊長，你找荷花同學談談吧”。
我心裏也很不情願，可這是“革命任務”，必須完成。那天排練結束後，我和荷花一起回家。荷花很高興，一路甩著辮子唱著歌。我就開始和她聊辮子，說留個長辮子洗頭不方便，還浪費肥皂，剪短了算了。荷花吃驚地望著我，把辮子護在胸前，說剪不得，剪不得啊。荷花和我講了她梳長辮子的原因。荷花的媽媽生下荷花不久，得了場重病，雙目失明。荷花的爸爸當兵在外地，荷花是在媽媽的愛心拉扯下長大的。荷花的媽媽每天都為她梳頭紮辮子，荷花說，媽媽給自己梳頭紮辮子時，是媽媽最快樂的事。媽媽給荷花紮辮子成了對女兒愛的一種寄托。如果荷花把辮子剪掉了，她媽媽還不知會怎麼難過呢。
怎麼辦？我和荷花坐在小河邊，望著清淩淩的河水發呆。到了荷花家，我對荷花的媽媽說，阿姨，你能不能把荷花的辮子變得短一些。荷花媽媽笑著說：“多短才行啊？”我說，反正不屬於“小資產階級”就行。荷花媽媽依然笑著說：“行啊，我把荷花的辮子盤起來就好了。”
第二天，荷花來到學校，粗黑的辮子盤在腦後，嗬，像盤著一朵荷花，更好看更漂亮了。馬丫又去告狀，說有人把資產階級的尾巴盤在頭頂上是何居心。那天正好排練一首歌曲“從北京到邊疆，革命紅旗迎風飄揚”。我有了主意，建議把這首歌編成舞蹈，大家化妝成各民族的小朋友，荷花可以化妝成新疆小姑娘，把粗辮子分成十一根小辮子。因宣傳需要，辮子自然剪不得。王老師高興地拍拍我的頭，說：“就你會耍小聰明”。荷花的臉上也露出了甜甜地笑容。
好事多磨。不久，學校就接到通知，要參加縣裏的彙演，各學校代表隊隻能演“革命樣板戲”，其餘節目都停排。歌曲舞蹈不能排了，荷花的辮子問題又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雷大爺給一周的時間讓荷花反省反省，要麼離開宣傳隊，要麼剪掉辮子。還說：“咱無產階級的娃，不能紮資產階級的辮”。荷花哭了，哭得特別傷心，她說她舍不得離開宣傳隊，把辮子剪掉算了。幾天後，學校組織預演，取得“革命勝利”的馬丫得意洋洋地故意讓我看看她的假辮子紮得緊不緊。忽然一個念頭在我心中閃過，我用手將“二合一”的假辮子往下捋了捋說：“紮結實了”。演出開始，當演到《紅燈記》選段“仇恨入心要發芽”時，情況出現了，馬丫把那根“二合一”的假辮子給拽掉了。台下同學都笑了，說還是人家馬丫的階級感情深，連辮子都給拽斷了。馬丫捧著“二合一”的辮子坐在台上大哭。
宣傳隊開了“鬥私批修”會，王老師作了檢討，馬丫作了自我批評。我是隊長，也因把關不嚴，作了深刻的“思想解剖”。我提出建議，為了防止以後出現此類事情，應該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比如，“李鐵梅”就可以讓荷花同學演，她那根大長辮子就是“仇恨入心”一百次也拽不下來，馬丫同學可以演不紮辮子的英雄人物，比如“阿慶嫂”。大家都鼓掌讚同，特別是男同學把手都拍紅了。“貧代表”雷大爺也不住點頭。從此，再也沒人對荷花的辮子說三道四了，誰敢去剪掉革命英雄“李鐵梅”的辮子呀。
10年後，我在部隊當兵時，收到荷花寄來的信，還附有一張她紮著長辮子的照片。信上說，她就要當新娘了，要剪掉長辮燙個漂亮的發型，這照片是留作紀念。她說，這辮子雖然剪了，但我為她保護辮子的故事她是不會忘記的。
是的，我也不會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