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說：“可以同他談卻不同他談，易失人；不可以同他談的同他談了，是失言。聰明人能努力做到：既不失人，也不失言。”
孔子還講過：“訥於言”、“慎於言”，但這種裝啞的方法畢竟偏於消極，是寧拙勿失。要不失言，除了少說話外，更要想話說，甚至無話可說的時候想話說，比如你拜訪別人，十幾分鍾，幹坐著不行，要能想話說；想話說當然主要是想想再說，比如剛才說的那種情況，坐在人家那兒無話找話，但畢竟這些話是要經你審慎考慮的，不能說不得體的話。隻有這樣“想說話”的人，才真正算是“不失言”。
《戰國策》上記範雎見秦昭王，一次、兩次，秦昭王向他請教，他都不說話，因為他發現秦昭王與他談話時心不在焉，而他要講的又是一套使秦國富強稱霸的大道理，別人不重視，講出來無益。直到第三次，秦昭王單獨會見他，專心致誌，虛心向他求教，他的一席話，就打動了秦昭王，封他當了宰相。像範雎這樣，才真正是既不失人、又不失言的智者。
意大利知名女記者奧裏亞娜·法拉奇，迂回曲折的提問方式，是她取勝的法寶之一。
在采訪南越總理阮文紹時，她想獲取他對外界評論他“是南越最腐敗的人”的意見。若直接提問，阮文紹肯定會矢口否認。法拉奇將這個問題分解為兩個有內在聯係的小問題，曲折地達到了采訪目的。她先問：“您出身十分貧窮，對嗎？”阮文紹聽後，動情地描述小時候他家庭的艱難處境。得到關於上麵問題的肯定回答後，法拉奇接著問：“今天，您富裕至極，在瑞士、倫敦、巴黎和澳大利亞有銀行存款和住房，對嗎？”阮文紹雖然否認了，但為了洗清這一“傳言”，他不得不詳細地道出他的“少許家產”。阮文紹是如人所言那般富裕、腐敗，還是如他所言並不奢華，已昭然若揭，讀者自然也會從他所羅列的財產“清單”中得出自己的判斷。
阿裏·布托是巴基斯坦總統，西方評論界認為他專橫、殘暴。法拉奇在采訪中，不是直接問他：“總統先生，據說您是個法西斯分子”，而是將這個問題轉化為：“總統先生，據說您是有關墨索裏尼、希特勒和拿破侖的書籍的忠實讀者。”從實質上講，這個問題同“您是個法西斯分子”所包含的意思是一樣的，轉化了角度和說法的提問，往往會使采訪對象放鬆警惕，說出心中真實的想法。它看上去無足輕重，但卻尖銳、深刻。
7．如何在傾聽中做出決斷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良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中庸》
一個國君的左右，沒有一個敢於直諫的人，沒有一個正直的大臣，全都是些唯唯諾諾，以君主的對錯為對錯，以君主的黑白為黑白的人，隻是一味承旨順意，隻知道歌功頌德。國君自以為聖明在上，群臣自然稱聖明在下，於是裏裏外外，都聽不到自己的過錯，以致敗亡。像這樣的情況，曆史上比比皆是。
據《新書》記載：“從前宋昭公逃亡到邊境，喟然長歎地說：‘唉！我現在知道我所以敗亡的原因了。我朝人臣數千，發動政治事件，無不說我君聖明；我的侍從禦用的人也有幾百人，我披衣而立，無不說我主漂亮。我從內到外都聽不到自己的過錯，我就到了這個地步，我被困在什麼都好裏麵。’”
考察他們之所以不知道自己的過錯，在於平時完全相信左右的言語，認為自己是沒有過錯的聖明君主，以至達到喪身敗國的地步，這都是左右謅媚奉承的人所造成的後果。除此之外，如自私、營利、貪汙、枉法、結黨、弄權、叛敵等等行為，再有愚蠢錯誤的偏見，也足以致使亡國的，而且，完全聽信他人的話，天下的賢人哲士就不會歸附了。
列子在鄭國貧窮時，妻子也餓得麵黃肌瘦，鄭子陽派人送來數十擔糧食，列子辭謝不收，並解釋他的行為說：“他不是了解我的人，是聽從他人的傳說才知道我的，以聽從他人的話而送給我的糧食，這是重加我的罪過，這樣我也就會聽從他人的話了。”這不愧是高明的論斷，深遠的謀慮，不是賢人難以達到這個境界。
所以說，領導者的第一藝術就是知人用人；第二藝術就是知言辨言。唐朝一位政治家陸贄向皇帝奏議，主張以聽言考核人才的方法，他說：“根據的聽言考核人才，就是要想了解事情的得失，不可不聽取他人的話；要想辨別話的真假，不得不考察於事實。說事有所得的人，必然有他所得事情的理由；說事有所失的人，必然有他失的理由；稱讚人善的人，必定詳細觀察他行善的事跡；評論人的壞處的人，必然明白他作惡的極端。既然盡知他的情況，再到群眾中去調查，群眾說的實情，必然可以作為重要的參考。如有誣陷，也要真正明白而懲罰。”這就是所說的注重於考核人才。所以明斷而分析左右，聽信人言而不失去人才，就不會把事情弄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