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九十年代就有人說張利的父親尼嘎才裏是千萬富翁。尼嘎做過白馬藏族鄉的鄉長、書記，後來調進縣城，住在政府的院子裏。很多年，我們都進出同一個大門。他高瘦，麵黑，看上去還很年輕，進出都是默然的，很少與人打招呼。張利也與我進出同一個大門，隻是張利在外麵跑，真正碰麵的時候並不多。大凡她都是從出租車或小車裏出來，提著或背著包，披著披風，戴著帽子。不再穿她們自己的服裝，自然也不戴她們自己的氈帽，完全是我們在電視上看見的明星裝扮。偶爾也看見她穿民族服裝，拴花腰帶，插白羽毛，多是剛參加過地方性演出下來。張利的美是足以打動我的，它除了白馬人自身的天然，還兼容了現代時尚的氣質和細節。有時候你說不出更愛哪一種，它們在你的視線裏呈現出的既是一種統一的生命形態，也是一種包容的文化形態。
張利有兩種狀態。一種是在舞台上（縣上市上政治性的、白馬商業性的和電視上消費性的），一種在白馬的日常中。帶了政治性的舞台表演，民族民俗的東西顯得僵硬、符號化，表演者也顯得僵硬。商業性的表演過於娛樂，民族民俗的東西顯得程式化，缺少靈魂。電視上更有裝扮與剪接，人一緊張就不在狀態。我喜歡張利在白馬日常生活中的樣兒，她就是一個孩子，一個姑娘，她感受得到自由，感受得到自己的血液與根的牽連。很多年前，我在祥樹家的一個仲夏夜看見她剛跟一群白馬姑娘瘋過——瘋累了，睡在一個親戚搭在自家小賣部裏的木床上。幾年之後又在厄裏家她自己家裏看見，坐在一張桌上跟兩個白馬姑娘打鬧，我拍下了那個場景。她的笑是清澈與歡暢的，就像她們家門口斷流之前的奪補河。她的柳葉眉，她的大嘴巴，她的皓齒，她的下頜……她不再是張利，她是嘎尼藻。“嘎尼藻”隻是三個音節，“藻”是海子的意思，“嘎尼”是杜鵑花開的意思。
我一直想對張利做一個訪談，一直沒能如願。今天廣元市的市長馬華是一個走得很遠的白馬人，張利是又一個。在我這樣一個熱愛白馬人的旁觀者眼中，張利也是有她的欠缺和局限的，比如她不該僅僅利用自己外在的聲音優勢去鍾情紅歌，不該停留在對經典歌曲的學習與模仿上，甚至不該去學唱那些對白馬音樂隻曉得皮毛的曲人詞人編寫的歌曲。我希望張利還是做一個白馬人，做一個白馬的歌者，重視自己的直覺和血液中原生的東西，理解白馬的自然、曆史，以及與曆史、自然的融洽，唱白馬人自己的歌。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可以去做張利的訪談。我怕張利仍舊是嘎尼藻，仍舊是一個海子——而我又不知道是怎樣的一個海子，有著怎樣的深度和含鹽度。
4.在我居住的縣城裏，每天都能遇見三五成群的白馬人。一絲不苟地穿著他們自己的服裝，花腰帶和野雞翎子格外顯眼。說是三五成群，其實很多都是七個八個成群。每次遇見，我都要去想，把他們比著什麼，灌木叢的杜鵑花，還是被汙染的河麵上的白沫？雖然同居一城，但他們是很難融到我們漢人當中的。我們在縣城看見的白馬人群，不管是穿漢服的還是穿他們自己民族服裝的，裏麵都沒有一個漢人。他們講的語言也一樣，在街頭巷尾聽見，也不融。然而，不管走到哪裏，白馬人跟自然卻是融洽的。我們漢人講究，坐要坐椅子，睡要睡床。白馬人不講究，公路邊的石頭、公園裏的樹木和草地、街邊的水泥台階，都可以是他們的椅子和床榻。公園改造之前，我時常看見有白馬人睡在迎客鬆下麵的草叢裏，旁邊還睡著小孩子，白氈帽滾落在一邊，樹蔭落在臉上。
就我的觀察，少數民族都跟自然很融洽，越是原始的民族越是跟自然融洽。當然你可以說，融洽也是依賴。我想，是文明阻斷了我們與自然的通聯。事實上，我們的確是從自然當中活脫脫辟出了一個文明的世界，不再像過去那樣依賴自然了；然而，我們因此也失去了原初的很多自然屬性，失去了與自然融洽的趣味。最關鍵的一點——也是最危險的一點，是我們自大了，看不見自己作為生命輪回的軌跡了，太過於追逐物質文明而忽視了我們作為一個物種存在的邊際——作為存在的美學，也失去了靜謐感。
從1986年第一次走進白馬至今，我到過白馬也有幾十次了，對白馬的熟悉程度幾近對自己出生地的熟悉程度了，也生了感情。王壩楚寂寞的小街，奪補河流過的灌木叢和草灘，焦西崗的風，祥述家一畦畦的甜菜和蓮花白，扒西家的洋芋地，從羊洞河看過去下殼子錯落有致的杉木板房……在我的記憶中都是非常地清晰，有著逼真的細節。從王壩楚到祥述家的每一段路、每一個拐彎，我都是記得。焦西崗在初春上午九點有一種炫目的靜謐，陽光就像頭巔水藍的天空僅僅是視覺的，肌膚感覺不到一點暖意。大風吹彎了楊柳樹，山寨和後山依然是靜謐的。從奪補河畔往上看，半坡上的焦西崗像一頭驕傲的犛牛。仲夏雨霧中的祥樹家潮濕、朦朧，周邊有果木、蔬菜和灌木襯托，水淋淋地蔥鬱。從下殼子看上殼子，高在雲端如仙境，但也是外人不知其苦難的仙境，除了肩挑背磨，還包括一些白馬男子娶不到女人的饑餓人生。雲霧鬆動的時候，一束強光打在下殼子，渲染出一片高到天際的幻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