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從溝口進來，或者從溝裏出來，扯豬草、背柴、撿核桃、打板栗，我們放下背篼，跑進水磨坊，有的推磨，有的捅鳥窩，有的捉蝙蝠，有的爬在地板上透過裂口看磨池的機械裝置——多麼神奇啊，不再是常見的平式水車，而是立式的，形體也要比平式的大若幹，氣勢也要恢弘得多。磨池已經古老，石牆都已看不出石頭，被青苔嚴嚴實實地覆蓋，石縫長滿水蕨、水葵、水麻葉。水槽好些年沒有供水了，但滲透進的細水從未斷流過，潮濕依舊，水蕁麻長在木製水槽裏，茁壯得滋潤，滋潤得性感。水麻葉照樣有果子，而且比在長石壩看見的要大、要紅。有嘴饞的順著水槽下去采摘，被水蕁麻劐起了連漿大泡。也有遇見蛇的，在下麵喊媽——蛇纏在水車葉片上朝他吐信子，信子上掛著白沫。
聽大人把拱橋溝的水磨坊叫陡立磨，怎麼也不明白，是“陡立”還是“鬥笠”；是水磨的某種裝置保持著“陡立”的姿勢，還是推磨的人必須戴鬥笠，還是立式的水車像一頂鬥笠。可以見得，拱橋溝的水磨坊是一種古老的水磨坊樣式，廢棄愈久，遺風愈濃，感染力愈烈，暗示著它曾經吱吱唱歌的風度和聽歌人的清苦或者歡愉。
一棟古舊的水磨坊的廢棄本身隻是一個優勝劣汰的個案，但在我們孩子的眼裏，卻是一個迷。是太遠了，還是效率太低？是發生過什麼比偷情和上吊更缺德或更恐怖的事，震懾住了人們，還是什麼水妖逆龍控製了水磨坊？破舊是站不住腳的理由，破舊可以修複，村子裏有那麼多的能工巧匠。聽大人講他們去拱橋溝陡立磨推磨的情形，就覺得浪漫，真的戴鬥笠、提馬燈，沒準還唱點什麼段子。不過那是民國，解放了，大躍進了，拱橋溝的陡立磨就被廢棄了。
拱橋溝的水磨坊不在水磨，也不在“坊”，而在陡立的樣式，在廢棄的姿態。水磨隻是兩扇磨盤，“坊”也早已是過去時，隻有陡立的姿勢依舊，隻有廢棄的大度耐人回味，不是藝術，但遠勝我們今天懷舊造假的矯情。我們在拱橋溝的水磨坊表演《杜鵑山》。我喜歡柯湘。我扮演雷剛。我被稱為“女娃兒那頭的雷剛”。我站在水磨坊前麵的大青石上唱道：“見傷痕往事曆曆湧上心/受苦人/肩上壓的都是豪紳……”
水磨坊就是這樣，在昔日的河岸溝穀，在已逝的雨季黃昏，呈現出枯水期的唐詩宋詞的意象。意象裏有我們孩提時候的影子，有一去不複返的我們最悠閑的時光。在記憶的結晶裏，水磨坊是藝術，是頹廢與感傷，是懷念與紀念。水蛇、水麻葉、水蕨、水蕁麻和麥芽，不再是我們日常生活的靜物或情境，而是從我身體裏抽象出的獨特而長久的基因。
長石壩的水磨坊消失於1979年大坪電站的修建。我去縣城上初中路過，遠遠望去，水磨坊所在的田地，已變成熱火朝天的工地。我的母親站在水磨坊曾經的位置喊我的名字，怎麼聽都感覺是外婆的聲音。拱橋溝的水磨坊是什麼時候消失的，我不知道，但消失是肯定的。我記不清我是哪一年最後到過拱橋溝的水磨坊的。估計是78年或者79年。沒有目睹拱橋溝水磨坊的消失，就一直感覺它還不曾消失。這樣的錯覺讓水磨坊的荒蕪與美麗永久地偏安於我的記憶，哪怕我的感官和生活在所謂新的時代早已變得庸俗、遲鈍。
龍安城
龍安城
逆時間的河流而上，走過幾個時代驛站，便到了龍安。龍安是一座邊城。邊城雖小，城門卻有五座。東西南北中。穿東城門，過武廟口，上衙門口，一直往西，一袋煙的工夫，就進了西城門。西城門有古城牆相連，一直連到刀鋒一樣的軍事要塞北山。南麵是奔流的涪水，北麵是險峻的北山。北城門和南城門隻是一座古城必須的擺設。至於中城門，想必就是牌坊一類的標誌性建築了。
無須想象，隻須記憶（不是一個人的記憶，是曆史的記憶），我們就能回到龍安。龍安像邊塞的山水簡明。衙門（州衙門、縣衙門、土司衙門）。寺廟。警察局。學堂。營房。石板街。瓦屋。石板房。參天大樹。青苔。龍安極美，極富詩意——涪水在這兒拐彎，彎出一大片開闊地，掩映著碧綠的野草和灌木、水杉和紅樺。杉木房掩映在水杉和紅樺林裏，出入著政府的騎兵部隊。
邊城自然是野地，是國家的邊疆，繞城而過的涪水也是野水，連空氣也是很少被人呼吸過的野氣。白雪總是覆蓋著涪水南岸的藥叢山，紫外線格外多的陽光曬也曬不化。雲在空氣中不是飄而是流，無論白雲還是烏雲，都隻是純淨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