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思銳是1956年轉業後回鄉當的縣長。當了縣長的陶思銳每天必喝一公斤白酒。陶縣長是1973年死的。是喝酒喝死的。上世紀七幾年的一天，我跟陶縣長的一個隔房孫子去過縣城陶縣長的家，喝過兩瓢涼水，吃過半截甘蔗。老衙門。黑。潮濕。但氣派。柱子高大而講究。雙扇扇的門，單扇扇的開。我沒有見到陶縣長，隻見到陶縣長的夫人。一個病懨懨的老太婆。想必陶縣長已經死了。後來聽說，那病懨懨的老太婆隻是陶縣長的一個夫人。陶縣長還有兩個夫人，一個在陶家山，一個在成都。這個病懨懨的老太婆是陶縣長的原配，就是他跟紅軍走之前娶的那個。陶縣長走後，改嫁了陶縣長的一個堂兄，並生了好幾個兒女。陶縣長衣錦還鄉後，又搶了回來。
我的外婆一提起陶縣長就抹眼淚。紅軍過的時候，我外婆也剛剛嫁到我們村。我外婆的男人（不是我外公）及男人的父親都去給紅軍做背夫了，而那個拉他們去做背夫的人正是剛參加紅軍的陶思銳。做背夫回來不久，我外婆的男人和他的父親都打擺子死了。我不明白，我外婆的那個男人為什麼不學陶思銳去當紅軍。沒準不但不會得什麼“寒老二”，還能混個什麼縣長市長的當。我自然是不可能見到我外婆的那個男人，我也沒有聽外婆描述過那個男人。我不明白，是拋棄新婚妻子當紅軍的陶思銳可愛，還是舍不得我外婆舍不得家的那個短命的男人可愛。
我外婆後來又結了婚，但不再是嫁人，而是填房。填房的那個男人便是我的外公。我的外公姓袁，但填了房就改姓李了，因為我外婆先前那個給紅軍當了背夫就病死了的男人姓李。我媽自然也姓了李。我的父親雖不是填房，卻是孢兒子，又跟我媽改姓了李，我們自然也都錯誤地姓了李，直至今日。
最先代表我到達對岸的是我扔出的石子。看見我扔到對岸的本來是屬於此岸的石子，在一陣蹦蹦跳跳過後躺在了對岸的青草裏，我便在心頭默默地說——我要到對岸去！我要到對岸的山裏去。我們村的幾個遊泳高手，時不時都要遊到對岸去，在對岸的石頭上睡上一會兒，再遊回來。他們似乎並不在乎對岸，不在乎對岸的山和山上的事物。他們隻在乎遊泳，隻在乎在婆娘女子麵前脫光，在水裏逞能。
我第一次到對岸是公社把石灰廠建在我們村之後不久。石灰廠弄了條木船，天天過河運石灰石。坐在船舷上，把手放進碧綠的水中，心頭憧憬著即將要踏上的世界，眼睛看著手指製造的小碧波，感覺到的該是怎樣的愉悅和激動。神秘的愉悅和略帶恐懼的激動。為了搭石灰廠的船到對岸去，我不知偷了多少我們家園子裏的蔥蔥蒜苗賄賂石灰廠的擺渡人。
站在對岸回望我們的村子，我們的村子不再是我在此岸看見的模樣。而身在對岸看見的對岸的村子，也全都變了樣。我感到巨大的震驚和懼怕。我想，哪一天我真的爬上了我向往的對岸的山，那山肯定也就不再是我在我們村子裏仰望的山了。我甚至懷疑我的向往也會消失。在對岸看我們的村子，我感覺特別的陌生。我居然不知道村東那排椿樹是哪家的，村西竹林掩映的木房子又是哪家的。我的眼睛甚至找不到我們家房背後那條唯一上坡的路了。當然，陌生裏也有從未發覺的美。蔥濃的竹林。竹林掩映的石牆和瓦屋。雪白的保管室。雪白的土路。一色的青杠林。蜿蜒但流暢的河岸線。我萌生了更大的衝動，我不知道爬上對岸的山、站在她的各個部位回望我們的村子會是什麼情景。
由於石灰廠渡船的對外開放，我很快就去了對岸的山，去了對岸山上的很多地方，而且是多次。當然，不是以回望村子或爬山為理由去的，是去背柴扯豬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