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戰略安全多邊化不斷推進首先是多邊關係在不斷確立。繼中俄確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中法確立“全麵夥伴關係”、中美確立“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中日確立“長期睦鄰友好關係”、中東（東盟）確立“睦鄰互信夥伴關係”、中加（加拿大）和中墨（墨西哥）分別確立“跨世紀的全麵合作夥伴關係”、美俄確立“戰略夥伴關係”、俄法確立“優先夥伴關係”、俄印（印度）確立“戰略夥伴關係”，加上俄羅斯與哈薩克斯坦、羅馬尼亞與匈牙利、法國與奧地利、烏克蘭與保加利亞等國與國間建立夥伴關係，還有一些中東歐國家成為北約的“和平夥伴關係國”，以及日俄表示要朝“真正夥伴關係”的方向發展之後，今年又有中歐（歐盟）確立“全麵合作夥伴關係”、中英確立“全麵的夥伴關係”、中韓確立“合作夥伴關係”、日韓確立“新型夥伴關係”，第二屆亞歐會議還決定推進“亞歐新型夥伴關係”。此外，美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四國簽署了“美國波羅的海夥伴關係憲章”；美國同烏幹達、肯尼亞等非洲6國首腦表示建立麵向21世紀的夥伴關係；印度與南非也要建立“戰略夥伴關係”；一度因馬島爭端大動幹戈的英國和阿根廷休嫌求好，最近簽署了一項英阿夥伴關係行動日程協議，等等。總的來看，以上雙邊和多邊關係仍是以大國關係為主線，一些國家和地區組織積極參與。為保持和發展這種關係，有關國家頻繁舉行首腦會晤和高級官員磋商，開展各個領域不同層次的交流和交往，開辟一些熱線聯係的渠道。並且，各國都強調發展相互關係的戰略高度，著眼加強彼此合作的長遠利益，謀求建立相關機製的現實可能。可以說，“合作”加“夥伴”已成為和平與發展的當今世界的一大趨勢。
在錯綜複雜的多邊關係中，美國與俄羅斯關係最新發展很值得我們注意。俄羅斯去年以來爆發金融危機和由此引發的政治動蕩，令美國深感震驚和憂慮。鑒於俄已發展到目前的情況，美國政界和輿論界紛紛就美對俄的有關政策和戰略進行反思。最有代表性的觀點認為，美國不惜注入大量資金，“支持在俄羅斯建立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努力是一次慘痛的失敗”，政府應檢討援俄戰略；美國欲將俄加快納入“自由世界大家庭”，不顧俄國國情和其改革受阻等問題，“無視俄羅斯與西方之間重大文化差別”，一再催促俄“加快改革”，甚至以放開物價、實行盧布自由兌換、大搞私有化作為西方援俄的前提條件，想造成俄羅斯在經濟上對西方的依賴，不料事與願違。美國國務卿奧爾布賴特還親自撰文，提出了美對俄關係的三原則：第一，優先考慮美國人民的安全，確保俄核武庫不致失控；第二，繼續支持俄改革，但美國不會拿更多的錢，俄羅斯必須首先“自救”；第三，美對俄“應當注意的是政策，而不是個別人的作用”。這就意味著，在西方各種改革方案相繼失靈之後，美國同樣拿不出什麼靈丹妙藥來挽救瀕於崩潰的俄羅斯經濟。從俄羅斯自身來講，也正是由於其改革一開始就過分相信和依賴西方，搞“全盤西化”，最終走入如此艱難的境地。這番慘痛教訓，確實是非常值得我們認真加以思索的。上述動向預示著美俄關係今後可能出現新的變化，而美俄關係的變化又會是影響全球的因素。我們對此不能不予以高度關注。此外，美國和日本兩個“超級”經濟強國和軍事合作夥伴關係的發展也值得關注。東亞金融危機爆發以前，日本在經濟領域是明裏暗裏都要與美國較勁的。金融危機的爆發使得日本經濟元氣大傷。日美經濟領域的較量已由過去的日“攻”美“守”轉過陣來，日本目前不得不處於“守”勢。但美日在軍事領域的合作卻始終是興趣有增無減、互相有所借重。日美把防衛合作擴大到整個亞太地區，引起了亞洲國家的嚴重關注。去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署20周年，我們在積極發展麵向21世界的中日世代睦鄰友好關係的同時，對日本軍國主義勢力的重新抬頭必須保持高度警惕。
其次是解決爭端有多方參與。如化解南亞核危機就是如此。1998年5月間，印度和巴基斯坦分別進行了5次和6次核試驗，展開了一場震驚世界的南亞核軍備競賽。為遏製這一危險勢頭，在中美兩國的共同倡議下，聯合國安理會5大常任理事國在日內瓦舉行外長會議，發表了聯合公報，強烈譴責印巴核試驗並要求兩國立即停止核軍備競賽，無條件簽署《全麵禁止核試驗條約》和《核不擴散條約》。隨後舉行的聯合國安理會全體會議，一致認可了5國外長會議發表的聯合公報。同時，針對印度在核試驗後要求國際社會承認其核國家地位的企圖，5國外長會議針鋒相對地予以拒絕承認，揭穿了印度製造的所謂“中國威脅論”的幌子，沉重地打擊了印度妄圖以核武器稱霸南亞的野心。目前，印度和巴基斯坦已經啟動了對話程序。又如推動中東和平進程也是如此。美歐等各有關國家都攜手合作，促進巴以和平協議的早日簽署。歐盟在宣布無意與美國爭當“調解人”的前提下，邀請巴以到倫敦舉行會談。美國更三番五次地使巴以到美國舉行和平談判，頗有不簽署協議不罷休的架勢。1998年10月23日，具有曆史意義的巴以臨時和平協議終於在美國簽署。該協議的簽署實屬不易，而要真正執行難度更大。目前，巴勒斯坦政府同哈馬斯組織矛盾已經公開化。哈馬斯組織接連製造了幾起重大爆炸事件。以色列政府已宣布隻能有條件地接受巴以臨時和平協議，而巴勒斯坦則反對以色列附加任何前提條件。這又使得中東和平進程剛剛露出的一線曙光罩上了一層陰霾。還有，為促成秘魯和厄瓜多爾達成結束百餘年邊界領土爭端的和平協議，巴西、阿根廷、智利和美國等國為此進行了一係列的和平斡旋；為調解剛果民主共和國的武裝衝突，津巴布韋、安哥拉、納米比亞、盧旺達、烏幹達和讚比亞等國也多次舉行地區首腦會議尋求解決途徑，等等。這反映出各方對和平與發展的渴望和追求。
再就是大國之間多協調行動。比如，在對待聯合國改革的問題上，中、法、俄、英、美五個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就發表聯合聲明，重申對聯合國各個領域改革的支持，希望聯合國在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促進世界經濟全麵和持續發展以及遏製國際金融危機等方麵，繼續發揮其獨特的作用。在處理東亞和俄羅斯金融危機的問題上，各大國間以及國際組織協調行動，充分合作。尤其是麵對1998年6月發生的日元大幅貶值，經中國等有關國家呼籲，美日兩國政府聯手幹預外彙市場，一定程度上緩解和穩定了亞洲乃至世界的金融形勢。此外，在非洲和平與安全問題、打擊國際恐怖主義等一係列問題上，全球各大國也表現出許多協調一致的行動。
6.意識形態多樣化逐漸突出首先是社會思潮的多樣化。今日世界，多姿多彩。伴隨現代化的進程，全球掀起了一輪又一輪思想解放的浪潮。科技革命更為此推波助瀾。總的看，人們的思想觀念在物質生產和社會變革的波瀾壯闊的實踐中不斷更新，並隨著經濟社會多元化發展而日趨多樣化。全球範圍內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製度、兩種意識形態的尖銳對立雖有所緩解，但出現了某些前所未有的新變化、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這在社會思潮方麵得到一定反映。在以“自由”相標榜的西方世界，各種主義、主張、理念、思潮和流派等等，朝生暮長，舉不勝舉。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理論、思想和觀點等也日趨活躍，並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尤為可喜的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思想和道德學說經過一時的“沉寂”之後重新流行開來，指導著新時代社會主義的實踐和人類社會的發展。在當今世界上，社會主義陣營雖不存在，作為對立麵產物的資本主義陣營也失去其存在基礎，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基本的社會政治製度和意識形態，及其所操守的理想、信念、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等的差別依然存在，在一定的條件和環境下其衝突不可避免。麵對各種各樣的社會思潮，我們還是要保持自己清醒的頭腦，善於運用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特別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鄧小平理論的科學原理去理解、分析、甄別和取舍，不被浮雲遮望眼，並從中吸取有用的養料。
其次是執政主張的多樣化。在經濟利益優先的多極化世界裏，各國政壇特別是西方國家的政壇近年出現了一係列引人注目的新變化。隨著1998年9月德國大選中作為社民黨候選人的施羅德脫穎而出、擊敗執政長達16年的聯盟黨候選人科爾而當選新一屆聯邦總理，“歐洲最後一個保守黨的堡壘被攻克”。目前，歐盟幾個主要國家如英國、法國、意大利和德國等都是左派領導人執政。由此帶來了歐洲政壇的左轉趨勢。一些國家的共產黨和左翼政黨也重新活躍起來。這確實是世紀之交世界政治格局中出現的一個重大變化。西方國家政治生活與意識形態領域出現這種“偏左”的情況，主要原因還在於競選者的綱領和主張深得民心。比如，德國新總理施羅德在競選中強調的是注重民族利益，許諾要全力解決400萬人的失業問題等。而英國首相布萊爾執政推行的“第三條道路”，又是突破了原有政治理論模式和框架而製定出的。布萊爾認為，他所領導的“新工黨”政府，既不同於“老工黨”政府，也不同於“保守黨”政府，走的是非左非右的第三條道路。政府走這條道路要注重實效，拒絕任何教條；隻要是有利於國家的發展，不在乎是左是右。政治經濟學家在對“第三條道路”進行了專門研究以後指出，這實際就是要超越傳統的政治概念，即超越老右翼所主張的新自由主義和老左翼所主張的社會民主主義，而不是選擇在它們之間。我們知道，在意識形態的政治哲學上，老的左翼和右翼都是以階級為基礎來分野和分析的。“第三條道路”則以新的聯合體為基礎，尋求在各個層次上重建政府、完善民主、推進改革、高效行政。同時，又讚成“世界民族”概念，主張將民族和國家區分開來；主張“新混合經濟”，強調“競爭”和“規則”，而不是“所有製”；主張將福利國家改造成為“社會投資國家”，即由注重在公益事業上花錢轉為“人力資本投資”；甚至認為人們已不再生活在兩極世界裏，因此，國家沒有敵人而隻有麵對的各種危險，等等。可見，上述多樣化的執政主張，實際上就是根據本國國情走自己的路。說到這裏，我引用150年前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起草的《共產黨宣言》中的一段話：“資產階級除非使生產工具，從而使生產關係，從而使全部社會關係不斷地革命化，否則就不能生存下去。”……在日趨激烈的競爭環境中，各國紛紛調整了自己的發展戰略。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形象進一步得到鞏固確立；歐洲一體化進程向前推進，歐盟單一貨幣歐元正式啟動；柬埔寨舉行了舉世矚目的國民議會選舉；北愛爾蘭衝突各方經過艱難談判，終於達成結束長達30年暴力衝突的和平協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也簽署了具有曆史意義的臨時和平協議。但是，今日世界也不太平，各種危機此起彼伏，地區熱點幾乎不斷。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機，南亞核危機，東亞和俄羅斯的金融危機，以及南聯盟科索沃問題的不斷升級等，加劇了全球的不穩定因素。總體上看，當今世界是在發展中繼續趨向緩和，在合作中不斷解決衝突。國際形勢的一些基本態勢與走勢值得引起我們注意。
7．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尚未走出低穀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使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處於低潮。組織上不斷的分化組合，理論上廣泛的反思創新，是蘇東演變以來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基本特征。從總體上看，目前，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仍未走出低穀。
首先，從世界社會主義力量的結構和範圍來看，對世紀之交世界社會主義力量，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麵進行綜合考察：
一是地域。目前社會主義力量的地域分布，大致可以分為四種國家類型：現存社會主義國家、前蘇聯東歐國家、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亞非拉民族主義國家。在每一類型國家裏，社會主義力量各有其表現形式。
二是流派。世界社會主義的現實形象與思想理論儲備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麵：共產黨人、社會民主黨人、社會主義的民族主義者、新社會運動從事者、獨立左翼人士、托派及其他極左派。在這六大力量因素中，共產黨人和社會民主黨人作為身份明確的社會主義者，構成了世界社會主義力量無可爭議的主體。
三是形態。社會主義已有近500年的曆史了，它在相當長的曆史時期裏，都是作為一種思想、理論和學說，即思維形態存在的，隻是在最近100多年來，才主要表現為組織、運動乃至政權的實體形態。社會主義組織力量和運動規模的拓展，同社會主義思想理論的創新及其影響的擴大，是一個過程的兩個方麵。前者代表著社會主義的物質力量，後者則代表社會主義的精神力量。在不同的政治實體中，不同的流派各自擁有不同的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
共產黨人在其執政和非執政國家裏的力量表現是完全不同的。共產黨人作為現實社會主義力量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主要體現在物質方麵而不是精神方麵。蘇聯東歐共產黨政權的垮台，極大地敗壞了共產黨人及其社會主義模式的聲譽。目前仍處於執政地位的共產黨人，特別是中國的共產黨人，正以其經濟成就向世人證明著社會主義製度的存在。同時，通過對自身實踐的理論總結，豐富著世界社會主義的思想寶庫。就非執政的共產黨而言，思想理論的創新要比組織力量的發展成效大得多。其中，俄共和法共由於具備較強的組織實力，近一兩年來通過製定新綱領或發表宣言而闡發的一些新觀點，在整個左翼力量中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對歐洲共產主義運動在現時代的發展具有某種突破性的意義。
社會民主黨人的現實影響主要體現在他們的組織力量方麵。執政或作為建設性反對黨，是他們展現自身實力的基本方式。不過，為了擴展自己的實力而對現存社會秩序的無條件讓步，使他們喪失了精神的魅力。
所謂社會主義的民族主義者，主要是指五六十年代世界殖民體係瓦解過程中贏得獨立，並聲稱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亞非拉國家領導人及其追隨者。他們有的信奉民主社會主義，有的信奉科學社會主義，有的信奉其他社會主義學說，但都對這些社會主義加以民族主義的改造，從而形成了千姿百態的社會主義理論思潮與實踐模式，其理論主張的世界曆史價值不大，有的甚至脫離了社會主義本質，歪曲了社會主義真義。但非洲和拉美許多“社會主義”政權的存在，對於平衡世界政治格局，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意義。
新社會活動的興起代表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某種趨勢，因而在近二三十年的曆史進程中表現出了比其他任何社會政治活動都更加強勁的勢頭。雖然新社會運動，包括生態運動、女權運動、和平運動、反種族主義運動以及第三世界反經濟帝國主義的鬥爭等等，其基本運動形式都不直接反映（或不完全反映）現代社會主義的首要要求，即工人階級的解放，但他們卻從不同方麵或者說更深層次上反映了“人的自由而全麵的發展”這一社會主義的本質目標。新社會運動的思想影響遍及世界各地，但隻在歐洲才形成了相對穩定的組織力量。
獨立左翼人士也稱獨立社會主義者，主要以其獨到的學理貢獻在世界社會主義的力量結構中占有一席之地。作為一種精神力量的代表，他們在某些特定情況下，比如現實運動遭受挫折而理論創新的要求異常迫切的時候，才會顯示出非常的重要性來。
托派及其他極左派，雖然在通常情況下可以視為一支社會主義力量，但卻是極不穩定的。作為由一些遽生遽滅、觀點各異的小團體構成的社會力量，它不但組織力量起伏很大，思想主張也時有反複。
其次，從社會主義的組織力量與運動規模來看。中國共產黨、越南共產黨、朝鮮勞動黨、古巴共產黨和老撾人民革命黨，是目前仍處於執政地位的5個共產主義政黨。這幾個黨不但在各自國內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中居於絕對領導地位，而且黨員人數在全球30餘個共產黨組織共6000多萬黨員中占了約85%，因而構成了世界共產黨力量的主體。它們所領導的各國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的成敗，極大地影響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規模與走勢。
蘇東演變的直接表現是執政的共產黨喪失政權，黨組織或更名易幟，或分裂解體。之後，在前蘇聯東歐地區，除了更名改“性”前共產黨繼續活動外，以原共產黨中不同意黨更名改“性”的黨員為基礎，又組建了一批明確宣布堅持共產主義原則的黨派和組織。這些新共產黨原則堅定，卻力量有限，在群眾中的感召力極弱，對國內政治生活影響很小。相反，經更名改“性”後重新站穩腳跟的前共產黨，卻出現了力量回升的趨勢，在逐漸形成的左右翼政黨交替執政的政治格局中充當了穩定的一極。它們盡管已不再是共產黨，但鑒於曆史淵源及其現實政治表現，仍可以被視為世界社會主義力量的一部分或同盟者。隻有俄羅斯聯邦共產黨是一個例外。在蘇東演變後十分不利的社會政治環境中，俄羅斯共產黨在1993年2月重建時沒有改名，並公開聲明“忠於社會主義和人民政權的理想”，並且它的力量穩步增長，現已發展成為國內第一大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