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學家證實了這個論斷。卡爾博士說：“世界上有兩種人，一種人認為自己是自己得到的報酬和受到的懲罰的依據；另一種人認為報酬和懲罰是諸如運氣、天氣和他人等外部因素造成的。通常，前一種人較後一種人更樂觀，心理能量也更強，更有可能去積極采取行動來改善惡劣的現狀。所以，當問題和困境來臨時，你要相信自己能掌握自己的命運，你能克服這些問題和困境並達成目標，你的心理能量就會得到更好的重聚。”
卡爾博士因此把人劃分為，內控型人格和外控型人格。如果你認為你生活中某件事情的發生與否更多地是在別人的控製之下，而不是受你自己的控製，那麼你就是屬於外控型人格。而內控型人格則認為，對這些事情的控製力主要來自於自身。
當然，如果你認為自己的生活更多地受到別人的影響和控製，那麼，麵對他們的影響和控製，你將會變得更加軟弱。
當災難降臨的時候，外控型人格的人很容易將災難擴大化並產生無助感。無助感會產生一種讓人進入麻醉狀態的無望感，這就是絕望循環。傑出的未來學家、《典範》的作者朱爾·巴克和賓夕法尼亞大學馬汀·西裏格曼博士有一項著名的研究，將無助和無望的關係描繪成一個反饋圈，無助產生希望的喪失，無望又會增強無助，它們互相加強，互相促進，是成就自我的災難。
要改變這種狀況很簡單：從現在開始，像內控型人格一樣看待這個世界。相信自己，事在人為——隻有自己才是自己命運的主宰者！
已故的作家威廉·波利多曾寫道：“人生中最重要的事並不是恣意揮霍，這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真正重要的是如何扭轉虧空的局麵，從中獲利，這需要智慧，而且顯示出人的智力優劣。”
我認識一位喪失雙腿的人，也能從失敗中獲益，他叫本·佛森。在喬治亞州的一家旅館電梯中，我偶然遇到他。步入電梯時，我注意到心情愉悅的他下半身不存在，他坐在電梯角落裏的輪椅上。當電梯停在他要去的樓層時，他友善地請我讓開，以便他順利移動輪椅出去。“對不起！”他說，“勞駕你行個方便！”臉上現出和藹的笑容。
走出電梯回房時，這位開心的殘障者，實在讓我忘不掉。於是我找到他，請他給我講講他的故事：
“事情發生在1929年，”他微笑著說，“有一次，我到山上去砍伐木頭，把木材堆上車，然後開車回家。忽然一根木棍滑下來，就在我急轉彎時，木條卡在車軸內，我立即被摔到一棵樹上，傷到了脊椎骨，於是雙腿就此癱瘓。”
“當時我才24歲，從那以後，我再也沒站起來過。”
24歲年紀輕輕的，就要在輪椅上度過一輩子！我問他如何能勇敢地麵對這個殘酷的事實。他說：“我不能！”他說當時極度怨恨，命運竟如此捉弄他。但隨著年歲增長，他感覺反抗怨恨對自己毫無幫助，自己反倒變得尖酸刻薄不通人情。“我終於認識到，”他說，“別人和善禮貌地待我，我也應該和善禮貌地回應對方。”
我又問他，這麼多年過後，那次事件對他來說還是個不幸嗎？他說：“不！我現在感謝這件事的發生。”他給我講述了經過震驚與抱恨的階段，他開始找到一個不同的生活世界，他開始讀書並對文學產生了興趣。14年來，他至少讀了1400本書，這些書開拓了他的眼界，豐富了他的人生，這比他以前所能想象的生活還要精彩。他也學會了欣賞美妙的音樂，以前聽到音樂他就打盹，現在交響樂令他感動。然而最重大的轉變，還是他開始認真思考。“有生以來第一次，”他說，“真正用心觀察世界，體會人生價值。我終於悟到從前那些無聊瑣事，毫無真正的價值可言。”
由於大量讀書，他逐漸對政治產生了興趣，他開始研究公眾問題，坐在輪椅上演講！他開始認識大家，而人們也開始結識他。他坐在輪椅上，就任喬治亞州州秘書長一職。
在紐約市教授成人輔導班時，他發現多數人都有一個共同的遺憾，就是沒有機會接受正規的大學教育。他們認為沒讀過大學是一種缺陷。
許多成功的人都沒讀過大學，我就認識很多，因此我知道這一點並不怎麼重要。我常教導班裏的成年人，有一個失學者，他的童年非常貧困淒涼。父親去世後，在他父親的朋友的幫助下，父親的後事才料理好。而他母親必須在一家傘廠工作，每天工作10個小時，還要帶些零活回家做，一直幹到晚上11點鍾。
就是生長在如此環境中的那個男孩，有一次參加教會的戲劇演出，從此覺得表演非常有趣，他的公開演講能力由此得到鍛煉。後來也因為演講能力出色，他涉足政界。30歲時，就已當選紐約州議員。不過麵對如此重任，其實他還沒有完全準備好。他親口對我說，他還沒搞清楚州議員的職責是什麼。後來，他開始研究紛繁複雜的各種法案，對他來說這些法案就跟天書一樣。當選為森林委員會的委員時，他非常擔憂做不好，因為他從來不了解森林。當選為銀行委員會的委員時，他十分茫然，因為他連銀行賬戶也沒開過。他告訴我，要不是害怕向母親承認自己的挫敗感，他可能早就另謀高就了，正當絕望時，他下定決心每天研讀16小時，把自己無知的“酸檸檬”化為擁有知識的甜檸檬汁。由於付出的努力，使他從一位地方政治人物一躍成為全國性的政治人物，他的表現相當傑出，連《紐約時報》都尊稱他為“紐約市最可敬的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