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早晨起床，我第一件事是刷牙、洗臉，第二件是吃早餐，第三件就是上網瀏覽新聞。如果電腦擺在床頭，那第三件事很容易就變成第一件。開車的時候，我會第一時間打開收音機；周末，我會看看紙媒的深度報道。盡管我還沒“織圍脖”（開微博），但《手機報》每天必看。我關心利比亞動蕩的局勢，關心日本福島的核輻射，為美國國會差一點兒沒通過政府的財政預算案捏一把汗……坐在家裏，搜索天下，我像海綿吸水那樣吸收信息，生怕自己變成瞎子和聾子。必須承認，我已經被媒體綁架，並且被綁架了還快樂著。為什麼我對消息如此著迷？是老爸的基因遺傳，抑或是害怕自己被這個世界拋棄？身心的反應可以證明，當我獲得有價值的消息時，會本能地產生愉悅感。這種“愉悅”解釋了我為什麼會有好奇心？為什麼會有求知欲和窺視癖？也就是說，打探消息是人類的本性。媒體高度發達和網絡海量儲存，正好滿足了我對信息的需求。我不用經曆槍林彈雨，卻可以看到真實的戰爭；我不用頂烈日流臭汗，卻可以近距離地觀察動物；我不用辦簽證，卻能欣賞外國風光。那些昔日必須親臨現場才能看見或知道的，現在都由別人的攝像機免費供應。記者在衝鋒陷陣，探險者和旅遊者在邊走邊拍，上帝和政治家在導演。突發事件、自然災害令人目不暇接，新消息源源不斷地到來。基於以上的媒體環境，一個美國作家和一個中國作家很有可能同時關注一個事件，比如“911恐怖襲擊”，比如“2008北京奧運會開幕式”。除非你對這個世界不聞不問，否則很難逃脫消息對心靈的影響。利比亞動蕩的局勢刺激我對權力的反思；日本的核泄漏影響我的生死觀；法國戴高樂機場屋頂忽然坍塌砸死兩個中國人引發我對偶然的感歎……隻要我們連線，全球資訊都可以共享。遙遠的事情變得很近，憤怒和同情延伸得很遠。這就是中國唐代詩人張九齡描寫的狀況：“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也正如毛澤東的詩句：“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同樣的信息當然會喂養出相似的思想。為了所謂的世界視野，我們可能已經犧牲掉了自己獨特的經驗。
就像移栽到城市裏的樹木，雖然它們各有故鄉，但移栽到城市之後，它們享受同樣的陽光，吸收相同的養分，經曆類似的風雨，於是也就呈現出相似的表情。過去在寫作上竭力強調“不重複自己”，但在信息共享的今天，我們卻尤其需要警惕“重複別人”。清醒的寫作者早就呼籲作家們走出象牙塔，直接麵對太陽、風雨，貼近大地，直接與人交流和戀愛，回避媒體提供的二手生活。這當然是獲得獨特經驗的一種方法，也是避免“同質化”的有效手段。在中國，在西方，一些作家堅持不看電視，不上網，不拿手機。他們用眼睛觀察，用耳朵傾聽，用皮膚感受，隻寫自己的體驗。2008年獲得諾貝爾文獎的法國作家勒克萊齊奧就是一個極端的例子。他生在法國，長在非洲，求學英國，在泰國服兵役，在美國執教，遊曆了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區，尤其熱愛墨西哥和巴拿馬的印第安部落，擁有毛裏求斯和法國雙重國籍，是一個旅行者、流浪漢。他在小說《訴訟筆錄》中塑造了一個反現代文明的角色亞當皮洛。此人獨自待在一所荒廢的空屋裏，整天無所事事，不是光著身子曬太陽就是到處閑逛，除了關心吃喝拉撒，對現代人的政治、經濟、交往、文化、娛樂、信息、知識等均不“感冒”（網絡語，感興趣的意思）。他騰空腦子，過著近乎原始人的生活，把自己降為非人，模仿狗的動作，渴望像狗那樣自由地撒尿和交歡，甚至力圖物化自己，恨不得變成青苔、地衣，差不多就要成了細菌和化石。勒克萊齊奧認為人們的生活都千篇一律，好似千萬冊書疊放在一起，每個人都喪失了個性，隻有亞當皮洛才是世界上唯一的活人。這是勒克萊齊奧絕對的個人經驗，也是他天真的夢想。人類已經回不去了。讓一個“被文明”的人接受亞當皮洛那樣的原始生活，和讓亞當接受現代文明的難度幾乎是一樣的。對於亞當來說，文明的過程就是吸毒的過程。他拒絕吸毒，把持著自然人的特性。而我，或者說我們，已經一頭紮進了現代文明豐滿的胸懷，正美滋滋地享受文明帶來的諸多便利，當然包括享受信息便利。由於媒體高度發達，信息爆炸，判斷難免會被幹擾。在我的腦海，有一個媒體塑造的美國；在你的腦海，有一個媒體塑造的中國。但是，當我們脫離媒體，去親曆去體驗的時候，突然發現對方原來不是媒體上描寫的那個對方。媒體的塑造和真實的經驗發生了偏差。“日本311大地震”之後，各大媒體對這一事件作了詳細的報道。日本政府和東京電力公司多次向媒體保證：沒有隱瞞核輻射事故的任何事實。但是，4月3日，距離核輻射24公裏遠的南相馬市市長櫻井勝延通過視頻向外界求助時卻說：“由於我們從政府和東京電力公司獲得的信息非常少，我們被孤立了。”以上三方，我不知道哪一方的信息誠實準確？就像日本導演黑澤明執導的電影《羅生門》那樣，每一個人都在為了自己的利益編造謊言，令真相更加撲朔迷離。日本是地震多發國家，他們在報道地震的時候，為了不傳播消極情緒，鏡頭和文字盡量回避殘忍的死亡、失態的呼號和過度的淚水。而這一切正是文學不可或缺的部分，正是作家們最願意描寫的段落。為了不使國民心理產生太大波動，媒體有意或無意會過濾掉一些細節，遮蔽掉部分經驗。如果作家隻從媒體上照搬生活經驗，那他的寫作內容很可能在源頭處就已經彎曲變形。警惕媒體，又離不開媒體。這是全媒體時代作家們的宿命。作家在需要個人經驗的同時，還需要寬闊的視野、豐富的知識、新鮮的材料。一個人的經曆是有限的，如果完全拋棄媒體，那他的視野也許就受到限製。所以，我離不開媒體提供的經驗，甚至在寫作時需要二手經驗對一手經驗進行補充。一些更為年輕的作家，基本都生活在網上。從網上獲取經驗已是他們的常態。我不能否定這種生活，也不敢妄言來自網上的經驗就一定寫不出優秀的作品。有時候，媒體視頻播放的畫麵，比自己的親曆更靠近目標，更接近本質。我就在慢鏡頭裏，看到過眼鏡蛇毒液噴出時的形狀和曲線，這是肉眼根本沒法看清的事實。二手經驗並不是問題，問題是我們有沒有意識到眼睛的前方尚有一個鏡頭的存在？新聞報道的後麵還有記者的大腦、媒體的企圖？不管是直接或間接的經驗，對於作家來說，每一次寫作都是一次撥開迷霧的過程。撥開得越深，也許就越能看到有價值的經驗，就像珍珠在蚌殼裏，就像思想在大腦深處。麵對媒體海量的信息，作家必須學會用減法。比如用一支香煙的重量減去煙灰的重量，你就能算出煙的重量。用人體臨死前的重量減去死掉一分鍾後的重量，你就能算出人類靈魂的重量，有人說答案是21克。如果我們能算出鏡頭過濾掉的溫度，能算出記者大腦的用意、媒體的企圖，那一部偉大的作品也許就產生了。作家的作為就在這輕輕的21克裏，他們在信息與作品之間設立了一道複雜的工序，那就是作家心靈的化學反應。這個反應過程就是寫作過程，真的被保留，假的被拋棄，正好與食品造假的工序逆行。有了作家的心靈檢測，我們就能從小說中讀到真正的中國經驗或美國經驗。這也是作家存在的理由。他們可以從假的信息裏提煉出真的信息。他們一次次證明虛構比現實更可信。所以，經驗在媒體的裏麵、在生活的深處、在心靈的底層。如果我們沒有靈魂引導，沒有追問需求，沒有開采能力，那就有可能永遠觸摸不到真實，那一本本磚頭似的作品所呈現的，也許都是經驗的表皮，也許就是貨真價實的偽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