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定國一路，勢如破竹，四月下沅州、遂衛、藍田，五月下武岡，克寶慶，六月奪取全州，“盡殲李養性之眾，隻蹄片甲不返”，又於嚴關鏖戰，“清兵大敗，橫屍被野”，七月初四下桂林，逼孔有德自殺，隨分兵取柳州等地，盡據廣西。八月李定國又北攻湖南，取金州、永州，九月克衡州、常德、嶽州，並東進江西，連下永新等地。“兵出凡七月，複郡十六、州二，辟地將三千裏”。李定國智勇雙全，“兵律極嚴”，圍攻桂林時，“軍營城下，寂然無聲，師盡撤矣，城中尚不知”，故能殲尼堪、滅有德，“兩蹶名王，天下震動”。
對於這樣的勁敵，清廷卻隻當做是“餘孽”、殘寇，輕舉妄動，冒進涉險，兼程輕騎奔襲，怎能不敗。
順治帝獲悉敬謹親王尼堪敗死噩訊後，萬分震驚，立即采取應變措施，於順治十年正月十三日諭授隨征貝勒屯齊繼為定遠大將軍，統領征剿湖南大軍，並特賜敕諭告屯齊以下及誇蘭大以上滿洲蒙古漢軍八旗將領說：“我朝用兵，俱以全力，克敵製勝，此爾等所悉知者。爾等此番晝夜疾趨二百三十裏，以致士馬疲勞，此大失也。嗣後諸事，悉與誇蘭大等以上，共相商酌，敬慎而行。如值渠寇應分遣眾兵者，則於固山額真公韓岱、伊爾德二人內，遣一人，另一人毋使離爾貝勒屯齊左右”。此外量有分遣者，則於蒙古固山額真、護軍統領、誇蘭大內擇可為帥者遣之。其一貝勒(巴思漢)、兩貝子(紮喀納、穆爾祜)勿遣離爾所。爾貝勒屯齊，率本旗護軍，居中而營，貝勒巴思漢、貝子紮喀納、穆爾祜、公韓岱、伊爾德，當各領護衛及親軍，同貝勒屯齊軍於一處。其提問章京馬爾泰、侍衛阿進、土雷等，宜加詳鞫，有墜馬被創情有可原者，執解來京，如果情無可原棄主奔潰者，即就彼處正法。②《清世祖實錄》第71卷第13頁；第13、14頁。同日又敕諭往征廣東未定州縣的定南將軍護軍統領阿爾津等將說：爾等率師，可往會湖南大軍，既會以後，爾阿爾津當同韓岱、伊爾德與貝勒(屯齊)同營，凡事共相商酌而行。他又敕諭屯齊、韓岱、伊爾德等將說：茲遣阿爾津等統兵往會爾軍，俟其到日，其所給阿爾津敕印(定南將軍敕印)，爾貝勒(屯齊)收貯，可令阿爾津駐爾營內，諸事與韓岱、伊爾德、阿爾津等會議而行。如分兵他出，此三人，或遣一人，或二人，須留一人，毋離爾所。②。
福臨的這三道敕諭，抓住了要害，對症下藥，布置妥帖，十分重要，講得很好，奠定了稍後一段時間內清軍勝利的基礎。它主要講了五個問題。其一，數十年來八旗軍之所以能夠屢敗敵軍，其中重要的一條原因就是“俱以全力，克敵製勝”，是全力，不是部分之力，更不是孤軍遠馳，脫離大軍，此次尼堪之死，就違反了這個規律，輕敵冒進，晝夜疾趨，士馬疲勞，致遭慘敗。其二，尼堪之死，還與其獨斷專行、隻身遠奔密切相關。半年前尼堪統軍出征時，帝賜王之敕書首先著重指出：“王膺茲命，一切機宜，與諸將同心協謀而行，毋謂自知，不聽人言，毋謂兵強，輕視逆寇”。而尼堪卻忘了帝敕，自以為是大軍統帥，爵位最高，身經百戰，軍功累累，驕傲自大，凡事一人獨斷，觀其戰死之時，偕彼同征統兵之兩位貝勒、兩位貝子、兩位滿洲固山額真，皆不在場，隨他同死者，亦未見有滿洲、蒙古、漢軍八旗固山額真、護軍統領、梅勒章京等高級將領，可見其僅率少數侍衛將士便狂奔疾馳，窮追敵軍，致被誘入重圍，寡不敵眾，被砍喪命。其三，此次特別強調保證主帥安全。大軍主帥戰死，這還是清太祖努爾哈赤1583年起兵以來頭一次，這是震駭全軍、震驚朝野的特大噩訊，是大損朝廷顏麵、玷汙八旗勁旅的極大醜事，也是鼓舞反清武裝鬥誌的極佳喜訊，嚴重不利於清軍的征剿，故三道敕書特別強調保證主帥的絕對安全，明確規定，主帥定遠大將軍屯齊“率本旗護軍居中而營”，兩位貝勒、兩位貝子、三位滿洲固山額真護軍統領與主帥同駐一處，如需分兵征戰，在三位滿洲固山額真護軍統領遣出一位或二位，必須有一位留在主帥身邊，主帥不能單獨統領部分軍隊出征，這就可確保主帥安全，不致再蹈尼堪隻身遠征而死之覆轍。其四，強調集體領導，諸事必須集議而行。這種集議有兩種方式兩個範圍。一是主帥與同征貝勒、貝子、固山額真以下及誇蘭大以上八旗將領，“共相商酌，敬慎而行”，一是主帥屯齊與滿洲固山額真韓岱、伊爾德、滿洲護軍統領(原定南將軍)阿爾津四人會議，議定諸事，敕諭雖未明說，但顯然含有不許主帥一人獨斷專行之意。其五，嚴明軍紀，隨同尼堪輕騎遠征的侍衛、章京、士卒，如有“棄主奔潰者”，立即就地正法。這五個問題集中突出地表明了一個根本性的事實，即順治帝福臨和議處用兵方略的議政王大臣們，清楚地看到了大西軍的強大威力，決心正視現實，糾正謬誤，遇敗不驚，再接再厲，一定要把這支強大的敵軍打垮，完成統一全國的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