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廣、江西與廣西雖已穩定，但洪承疇是五省經略，最後目標是統一滇黔，怎樣實現這一目標？洪承疇仍主張以守為戰，待條件成熟時才大舉進攻。這就招惹了一些官員不滿。兵部左侍郎王弘祚於順治十二年初上疏，指責洪承疇久任無功，坐失戰機。《明清史料》甲編第4本，《兵部侍郎王弘祚奏疏》。曾與大順軍、大西軍多次交戰因功升授四川巡撫的漢軍正紅旗人李國英，也於同年春疏陳用兵方略，痛駁坐守之弊，力主大舉進攻。他說：建治平之略者，在蘇民生之困，蘇民生之困者，在祛其致困之源，今滇黔未靖，征兵轉餉，“因一隅未安之地，累數省已安之民，曠日費時，必至師老財匱，此坐而自困之道也”。“我國家兵威無敵，而小醜敢逆顏行，非兵不強，餉不足，由封疆之臣畏難避苦，利鈍功罪之念，先入於中，以致貽憂君父耳”。現湖南兩廣俱有重兵，平西王與固山額真李國翰之兵屯駐漢中，蓄銳已久，若分道並進，首尾夾擊，必能成功，“此誠一勞永逸之計也”。請敕平西王與李國翰為各路之統領，先平四川，再取滇黔。《清世祖實錄》第91卷第3、4頁。
於順治十二年十一月接替陳泰擔任寧南靖寇大將軍的一等子、固山額真阿爾津，統率八旗軍駐荊州、連敗敵軍，十三年又攻克湖南辰州，欲以所部兵留駐於此，谘商於經略，洪不同意。阿爾津複移谘說：若增兵守辰，則可得沅州、靖州，“沅、靖一得，可進取滇黔”，今棄辰州不守，敵必複來，“我士馬疲頓，豈能數逾越險阻”？洪以此谘文上奏。順治十二年五月鄭親王濟爾哈朗臨終前夕，也語重心長地奏告皇上，“惟尾以取雲貴、滅桂王為念”，實際上也表示了對洪承疇重守不進的不滿。
雖然不斷招來非議，但洪承疇仍因大西軍強大，雲貴險阻，而主守不攻，偏重招撫。順治帝也聽從其言，不采納李國英等人建議，且令阿爾津班師，“以征守事務委承疇速籌”。洪承疇雖花了很大力氣進行招降，多次派人誘勸孫可望、李定國降順，但是由於不敢進剿，“寸土未恢”，招降之計也未生效。在這“滿洲大兵屢苦遠馳，地方官民疲於奔命”，軍費激增，財政奇困之際，廷臣對洪愈益不滿，皇上也失去耐心，洪承疇隻好以“有罪、無能、老疾”為借口，一再要求朝廷將己“罷斥處分”，世祖初尚“優旨慰留”，後便於順治十四年六月三十日降旨允準其請說：“覽卿再奏，病勢轉久，深軫朕懷，軍務殷繁，難以靜攝，著解任回京調理。”《清世祖實錄》第110卷第9頁。
經略可以解任，但怎樣用兵，卻非一紙詔書能解，守既不利，攻又難進，萬一冒險進攻，折兵損將，又將如何收場？順治帝對此可真是苦無良策憂心忡忡了。
然而，天佑清室，正當洪承疇打點行裝準備返京之時，正當皇上難定攻守坐臥不安之際，前線傳來了大西軍“國主”、“秦王”孫可望前來歸順的特大喜訊，局勢頓然改觀。
第二節乘機大舉勢如破竹。
一、天佑清室“國主”、“秦王”歸順。
孫可望本是“關西布衣”，先祖屢世力農，家境貧寒，為人所侮，憤而投奔張獻忠，初為普通士兵，因其“少年英俊”，機智驍勇，被張獻忠收為養子，封平東將軍，位列李定國等人之前。張獻忠死後，他團結眾將，激勵士卒，與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三將軍，率領大西軍餘部出川，奪據滇黔，對大西軍的延續和再度強大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被將士尊稱為“國主”。然而，隨著地位的變化，孫可望的自私、驕橫、嫉賢妒能、專權橫行的毛病惡性膨脹。他尤其嫉恨安西王李定國智勇雙全，功大勢盛，遇事直言，不媚於己，於南明永曆二年(清順治五年四月)借故執李定國於演武場，杖責五十軍棍，孫李之間仇隙已深。
孫可望欲徹底擺脫四將軍並尊的傳統，遂襲挾天子令諸侯之故事，於順治六年遣使南明，要求“聯合恢剿”，給己秦王封爵。永曆帝初尚不願，幾經周折，後遭清軍追襲，走投無路，隻好逃至孫可望轄區，被孫安置在安隆，實為軟禁，名雖為君，而“大小戰爭，誅斬封奏”之權，悉歸孫可望掌握。
孫可望雖已脅迫永曆帝封己為秦王，野心並未滿足，緊張籌劃自為天子，而李定國則由於明臣的影響，日漸滋長忠君思想，願為永曆帝之忠臣，從而孫李之間矛盾愈益激化。孫可望幾次謀害李定國未遂。順治十二年聽聞李定國在南寧為清兵所逼欲撤回雲南，他急命總兵關有才等統軍四萬，進屯田州堵擊，凡李定國可能來滇的必經之路，芻糧全部焚毀。不料李定國因此時雖僅剩下六千士卒，卻雄心未減，在接到永曆帝於安隆潛行發出的勤王血詔後，立即於十三年春由間道出奇兵抄襲關有才大營後路，關有才大驚，落荒而逃。李定國在白文選協助下，趕抵安隆，奉永曆帝朱由榔入雲南，與蜀王劉文秀會合，抵達昆明，白文選仍留貴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