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如此的多次召見，厚賜銀布衣物，封為王爵，長史等官及護衛“視多羅郡王例”，除了平西、定南、平南、靖南四王外，沒有任何一位降臣得到這樣的優遇，有清一代除四王外，也是罕遇。一個僅僅帶領百餘隨員狼狽逃竄投到清營謀求活命之人，竟得到這樣罕有的恩寵、重賞和優厚待遇，實出群臣意外，也引起一些降臣不滿和忌妒。左都禦史魏裔介竟因孫可望要求隨軍從征而特上劾疏，痛斥其“坐見敗辱，鼠竄奔投”，“亡命來歸”，從征之請乃“不自揣量，冒昧無知”，硬給孫定上三條罪狀，要求皇上對其“嚴加處分”。《明清史料》甲編第6本，《經略洪承疇揭帖》(順治十四年十二月初六日)；王夫之：《永曆實錄》第14卷，《李定國列傳》。
然而，少年天子卻遠比這位被讚為“才品優長”，見識高超，直言敢諫的禦史，更有遠見，更有氣魄，堅持執行其特別優遇孫可望的獨特政策，而且取得了預期的非常好的效果，那就是使孫可望“感激無地”，盡心竭力為朝廷效勞，從而很快就實現了平定滇黔的多年宿望。
孫可望在兩個關鍵性問題上，幫了清廷的大忙。第一，他“開列雲貴形勢機宜”，“圖畫山川迂曲及諸將情形、兵食多寡獻之”，使雲、貴、川的“虛實險易盡輸於敵”，全麵、詳細、準確地泄露了大西軍的軍事機密，為清軍製定正確的作戰計劃，擊敗敵軍，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以往清軍之所以常吃敗仗，很重要的一條原因就是不知敵情，舉凡大西軍的軍事組織、戰略戰術、將領情形、士卒心情、軍事設防，等等，以及山川地形，知之太少，故而猶如瞎眼之人胡亂廝打，常中埋伏。現在情形大變，清廷對大西軍、對西南是“明如指掌”了，就可出敵不意，突然襲擊，穩操勝算。第二，孫可望派人為清軍當向導和奸細，嚴重地瓦解了大西軍軍心，促成李定國慘敗。他“遣人齎手書招(大西軍)諸將帥，言己受王封，視親王，恩寵無比，諸將降者皆得予厚爵，非他降將比，唯定國一人不赦。劉永秀之子及馬惟興、馬寶等皆為所誘，先後舉兵降。定國大潰，乃退師，奉上奔永昌”。王夫之：《永曆實錄》第14卷，《李定國列傳》。簡而言之，孫可望的投降及其感戴帝恩，盡力為朝廷效勞，對促成李定國大西軍的失敗，對清廷的統一滇黔，起了很大的作用，順治帝的這一著棋下得很妙，使全局皆活了。
二、三路會師一年平定滇黔。
少年天子福臨還下了另外三著好棋，在三個重大問題上明智地作出了正確的抉擇。第一個問題就是洪承疇是否留任。洪承疇在順治十三、十四年裏，大部分時間是不敢進剿，寄望於撫，沒有大的作為，引起廷臣不滿，朝廷也就同意他的解職，諭其解任回京。但是，當孫可望投降後，洪承疇之“多年積病”突然好了，精力異常充沛，緊張工作，上疏奏稱病已痊愈，要求留任，並將孫可望之“眾散勢孤，窮蹙乞降”，說成是由於數年以來他大力宣傳“皇上文德綏懷，特恩招撫，遐方人心深切向慕，……湖南以守為戰，無隙可乘，以致雲貴內變突生，人心解體”，故孫可望才“決計奔投”，《明清史料》甲編第6本，《經略洪承疇揭帖》(順治十四年十二月初六日)。將此大功貪為己有。
是允其留任，還是另換他人？這是一個關係重大的原則問題。不滿和忌妒洪承疇者，大有人在，想趁此大好時機統兵出征，為朝廷建樹功勳，為自己立功留名邀封崇爵者，亦不乏其人。萬歲完全有理由不允洪之留任請求，也完全可以找到能任此事之人，那麼，怎麼辦？順治帝諒必反複思考過，但他作出的決定卻必然出於某些大臣的意外，也使他們有些沮喪。他很快就同意了洪之請求，於順治十四年十二月初五諭告兵部說：經略輔臣洪承疇，前已有旨準其解任回京調理，“近聞病已痊愈，仍著留原任，親統所屬將士，同寧南靖寇大將軍、固山額真宗室羅托等，由湖廣前進，相機平定貴州”。《清世祖實錄》第113卷第11頁。
這個決定十分正確。洪承疇已經略五省四五年，主要將領和文臣，或係其奏調委任，或共事已久，民情軍心皆較知悉，對敵方也有所了解，這支幾萬人的大軍如若能在他的繼續統率下，定對用兵大有裨益，否則，大軍即將進剿之時，突易統帥，必然產生不少惡劣後果，不利於征剿，實踐證明了世祖的這一決定馬上就產生了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