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敕之間有著如此重大的差異，根本原因還是在於鄭軍勢大和清軍失利被動。自順治九年十月帝密諭浙閩總督劉清泰招撫以來，鄭成功屢攻清地，十年三月，又遣南明定西侯張名振率忠靖伯陳輝、中權鎮黃興、護衛右鎮沈奇、禮武鎮林順、智武營藍衍、後鎮施舉等將，領兵二萬，戰船上百，進入長江，攻打浙江、江蘇。④楊英：《先王實錄》，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53頁；第56、57頁。張名振等攻崇明，破鎮江，登金山燕子磯，遙祭孝陵(明太祖朱元璋之陵)，掠戰船三百艘於吳淞口。
順治十年四月，清平南將軍金礪率馬步軍數萬進攻海澄，五月初四用大小銃槍數百門“日夜連擊，無瞬息間斷”，鄭軍“營壘整而又壞，官兵無可站立，損傷者多”。鄭成功遣參軍遍諭各營將士，決心死戰，三軍士卒拚死廝殺，清軍“四麵蟻傅登城”，鄭軍“眾斧迎之，隨斧隨墮，濠為之平”，清軍傷亡甚多，撤圍而去。④。
南麵的鄭軍既不能消滅，北邊湖南戰場又失利，定遠大將軍敬謹親王尼堪於衡州中伏兵敗被殺，大西軍“兩蹶名王，天下震動”，給清廷帶來嚴重威脅，清政府必須集中力量對付大西軍。因此，順治帝才於順治十年五月初十特降敕書，封鄭芝龍、鄭成功等人為公為侯為伯，予以更大的優遇。
過了七天，五月十七日，帝又諭浙閩總督劉清泰說：招撫鄭成功、鄭鴻逵等，前已有旨，今特差滿洲章京碩色齎賜鄭成功海澄公印一顆、敕諭一道，鄭鴻逵奉化伯印一顆、敕諭一道，同黃征明(鄭成功之表叔)領李德等四人前去。但滿漢語言難通，不便將命，敕使到後，爾即精選地方文官武將各一員，務要通達國體，曉暢事機，齎捧到彼，“宣朕德意，竣事報命”。爾係侍從舊臣，“須悉心料理，成就撫事，稱朕懷柔海隅之意”。《清世祖實錄》第75卷第20頁。
鄭成功於八月在廈門收到鄭芝龍的家人李德、周繼武等帶來的父親手書，言及“清朝欲賜地求和”，欲差二大人齎海澄公印敕，“以一府地方安插，又係劉清泰保認”，“先差李德等來探可否，回報後，方令詔使齎來”。鄭成功決定借此議和籌辦糧餉說：“清朝亦欲給我乎？將計就計，權借糧餉，以裕兵食也。”遂寫回稟，令李德星夜赴京回報。
鄭成功之“回稟”，除了講述“大義滅親”，“從治命不從亂命”，批駁先前博洛貝勒誘騙鄭芝龍至京軟禁，偷襲廈門大肆淫掠，以及鄭軍攻漳州、泉州屢敗清兵外，還著重講了清朝必須有求和誠意，論述議和對清之有利，清所說之優遇條件並不優厚，他還提出了割讓三省的議和條件。他在回稟中寫道：
“夫沿海地方，我所固有者也，東西洋餉，我所自生自殖者也，進戰退守，綽綽餘裕，其(豈)肯以坐享者反而受製於人乎？且以閩粵論之，利害明甚，何清朝莫有識者？蓋閩粵海邊也，離京師數千餘裏，道途阻遠，人馬疲敝，兼之水土不諳，死亡殆盡，兵寡必難守，兵多則勢必召集，召集則糧食必至於難支，兵食不支，則地方必不可守，虛耗錢糧而爭必不可守之土，此有害而無利者也。如父在本朝(明朝)時坐鎮閩粵，山海寧寧，朝廷不費一矢之勞，餉兵之外，尚有解京，朝廷享其利，而百姓受其福，此有利而無害者也。清朝不能效本朝之妙算，而勞師遠圖，年年空費無益之貲，將何以善其後乎？……劉清泰果能承當，實以三省地方相界，則山海無竊發之虞，清朝無南顧之憂，彼誠厚幸。至於餉兵而外，亦當使清朝享其利，不亦愈於勞師遠圖，空費帑金萬萬者乎。況時下我兵數十萬，勢亦難散。……兒在本朝，亦既賜姓矣，稱藩矣，人臣之位已極，豈複有加者乎？”楊英：《先王實錄》，第63、64頁。
鄭芝龍收到“回稟”後，即於順治十年十月十八日奏稱：前命招撫逆弟鴻逵、逆子成功，臣即遣人貽書，宣傳聖意，“俱未受封”。順治帝“以鄭成功妄行索地，誇詐大言，其欲不可饜足”，諭議政王大臣確議以奏。《清世祖實錄》第78卷第13頁。
經過一番商議，可能帝、王、大臣為鄭成功所述閩海險遠難征之論所懾服，最後決定仍要招撫，且給予更為優厚條件。順治十一年正月初六，帝連降二敕給予鄭成功。第一道敕諭著重於正麵講述加封靖海將軍及撥與四府養兵等事，全文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