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鞏固和提高了達賴地位，擴大了黃教影響。在此之前，西藏佛教教派林立，藏巴汗丹迥旺波和進據青海的喀爾喀蒙古卻圖汗(世代信奉與黃教對立的噶瑪噶舉教派)聯合，欲圖消滅黃教，五世達賴被迫潛逃暫避。清崇德六年顧實汗率軍入藏，打敗敵軍，達賴雖然轉危為安，但基礎並不鞏固。現經清帝冊封，授予自己管轄西藏、甘青藏區和川康藏區佛教弟子的大權，從此成為唯一的最高宗教領袖，且將這種權限擴大於漠南漠北漠西蒙古地區，取得了明代八大法王難以想象的成就，可以說，此行獲利極大。
第四，藏漢滿和好，西南寧謐。朝貢定製，使節往返頻繁，貿易興旺，互通有無，各有裨益。順治九年定下賞齎達賴喇嘛使臣之例：每頭目二人，隨從役卒二十八人，共賞二等玲瓏鞍馬一匹、銀茶筒一個、銀盆一個、緞三十匹、毛青梭布四百匹、豹皮五張、虎皮三張、海豹皮五張。《清世祖實錄》第66卷第19、20頁。不要說此次達賴來朝，隨從三千人可獲得大量賜物和進行大批貿易，就隻是達賴之第巴索南饒丹，便在順治元年至十三年間，三次遣人一千，以闡化王名義進貢，這三千人又該得獲多少賜物進行多大貿易！《清世祖實錄》第110卷第7頁。這一切，為促進藏區與中原地區的聯係和經濟文化交流，為西南地區的安寧，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因此，顧實汗、五世達賴的朝貢和好及順治帝采取的對待西藏、達賴、顧實汗的正確政策，於國於民，於藏於滿於漢，都是大有裨益的。
第四節羅刹入侵清軍反擊。
一、三次來“貢”清俄初步聯係。
順治十二年(1655)五月二十二日，少年天子頒降了有清一代第一道給予俄國沙皇政府的聖諭。他諭告俄羅斯國察汗說：“爾國遠處西北，從未一達中華。今爾誠心向化，遣使進貢方物，朕甚嘉之，特頒恩賜，即俾爾使人齎回，昭朕柔遠至意。爾其欽承，永效忠順，以副恩寵。”《清世祖實錄》第91卷第20頁。
諭中所說俄羅斯國察汗，又寫為察罕汗，即當時的沙皇。俄使乃沙皇政府向清政府派出的第一個使團成員之一布哈拉人之謝特庫兒？阿布林。該使團的負責人為費爾多？依薩考維奇？巴伊可夫。巴伊可夫的任務是呈遞國書於清帝，建立外交聯係，進行貿易，收集情報。巴伊可夫派阿布林作為使團的先遣使節來華，自己略晚一些起程。
由於阿布林僅是先遣人員，故未帶國書，按外交慣例，清政府本來是不需予以接待和賞賜的。但清政府考慮到遠國第一次來貢，誠意可嘉，故給予賞賜。帝之聖諭顯示了少年天子奮發有為，眼光遠大，欲圖盛顯國威殊恩於遠國的願望，希望俄羅斯汗“每歲入貢”，故才破例賞賜來使，賞賜俄羅斯汗，且頒予聖諭，嘉慰備至，希其“永效忠順”，年年入貢。
阿布林返回時，與巴伊可夫走的不是一條路，因而未曾相遇。順治十三年二月，巴伊可夫帶領使團到達北京，開始時受到清政府優厚的待遇，他們“可以自由地出入”清政府給他們安排的住處，“隨意購買或出售東西”，但不久因其“行為不端，經常在北京逛妓院，惹是非，耍流氓”，而限製了他們的自由，“但仍允許他們常常上街”。
巴伊可夫拒絕了清政府要其先呈國書禮物再由皇上接見的要求，堅持要在清帝接見時才呈遞國書禮物，並要清按最高的禮節來接待他這位俄國的“信使”(最低一級的外交使節)。清政府否定了這種無理的要求，以其“不諳朝禮，不宜令朝見”而卻其貢物，遣返其人。
沙皇政府的另一使團，於順治十七年四月來到北京。使節是“信使”伊凡？佩爾菲利耶夫和謝特庫兒？阿布林，他們攜帶了沙皇的國書、禮物和其他商品。伊凡？佩爾菲利耶夫向清政府遞交了國書和禮物，但由於國書措辭傲慢，清政府沒有讓使節見到皇上。《清世祖實錄》對這次交涉，作了如下的記述：
“先是鄂羅斯國察罕汗於順治十二年遣使請安，貢方物，不具表文，因其始行貢禮，齎而遣之，並賜敕，命每歲入貢。後於十三年，又有使至，雖具表文，但行其國禮，立而授表，不跪拜，於是部議來使不諳朝禮，不宜令朝見，卻其貢物，遣之還。後閱歲，察罕汗複遣使齎表來貢，途經三載，至是始至，表內不遵正朔，稱一千一百六十五年，又自稱大汗，語多不遜。下諸王大臣議，僉謂宜逐其使，卻其貢物。奏入，得旨：察罕汗雖恃為酋長，表文矜誇不遜，然外邦從化，宜加涵容，以示懷柔。鄂羅斯遠處西陲，未沾教化，乃能遣使奉表而來，亦見慕義之忱。來使著該部與宴，貢物察收，察罕汗及其使，量加恩賞，但不必遣使報書。爾衙門可即以表文矜誇不遜，不令陛見之故，諭其使而遣之。”《清世祖實錄》第135卷第2、3頁。
此次沙皇給清帝的國書，現已無從見悉，內容不詳，但《實錄》既稱其表中“自稱大汗，語多不遜”，想必口氣極為傲慢，要求十分苛刻，欲從中國獲取大量利益。但從幾年前的一份文件，也許可以幫助有所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