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明天命這事雖然有點難，但辦法還是有的，隻要到書中去找就是了。
在孫權之前憑空稱帝的最典型例證就是漢高祖劉邦。劉邦出生草根，毫無根底，為了讓世人相信天命在他，他炮製了不少異兆祥瑞。
比如，劉邦說自己左邊的大腿上有七十二顆黑痣。他還將自己夜斬白蛇的故事包裝成赤帝子斬白帝子的傳奇。他的老婆呂雉也幫著他造勢，說劉邦所在的地方，天上有五色雲。隻要看到五色雲，就能隨時找到因避禍而嘯聚芒碭山中的劉邦。
劉邦之後的王莽，為了證明自己是天命所歸，大肆利用讖緯之說，各種符命、圖書，層出不窮地“湧現”，直到將王莽拱上帝位。
王莽之後的劉秀，也利用王莽這一套手段，充分利用“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為天子”這一類的神秘預言，成功地完成了從平民到皇帝的大變身。
孫權是讀過書的，當然能想到這些辦法。東吳的群臣，也是讀過書的，當然也能想到這些辦法。
上有所好，下必行之。當孫權種種的行為表露了他的心思後，群臣中的“積極分子”投其所好，立即開始了輿論運作。
三十年前漢獻帝興平年間流行的童謠首先就被翻出來了，並再度傳唱：“黃金車、班蘭耳，闓昌門，出天子。”（闓昌門是吳都的西門）。三十年前，孫策還好好活著，孫權剛剛十八歲，正享受著無憂無慮的貴族生活。當時，根本沒有人將這首歌謠當一回事。但是，三十年後，在“別有用心”的東吳群臣的全新解讀下，這首歌謠揭示了天命早有安排，因為一年後，孫策就猝然去世，而孫權就此踏出了稱帝的第一步。
東吳群臣的這一思維模式是“驗證性偏見”的典型體現。所謂驗證性偏見，就是將各種信息、行為、事件以符合既有定見的方式解讀出來。
隨後，有人相繼報告武昌出現了黃龍，夏口出現了鳳凰。這些事件自然也都落入了“驗證性偏見”的血盆大口之中。
既然吉兆祥瑞頻頻出現，天命所歸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了。孫權做足了稱帝前的預熱，於是將此前的“黃武”年號改為“黃龍”，然後趁著諸葛亮發動第三次北伐，魏國全神戒備之際，在武昌舉行了郊祀大典，發布告天文書，正式登上了他這一生的巔峰位置。
孫權當皇帝，距離曹丕和劉備稱帝已經整整過去了八年。孫權沒有急於和曹劉搶時間，而是用無比的耐心，甚至在劉備和曹丕先後離世後依然一忍再忍，將示弱勝強的策略發揮到了極致，終於等來了最有利的時機。
一個能夠延遲滿足自己欲望的人，是一個了不起的人。多少人在誘惑麵前，絲毫不顧及客觀情勢的輕重緩急，迫不及待地就撲了上去，結果往往是碰得頭破血流。而孫權抵製住了延遲折扣的衝擊，一直將甘美的果實留到了最適於品嚐的時刻。這是非常值得後人學習的一大戰略美德。
而孫權的謹慎還不僅於此。他並沒有大肆宣揚自己登基當了皇帝，而是采用了更為隱晦的“正尊號”的說法。
孫權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這實際上是對“重新定義策略”的精妙運用。所謂“重新定義”，其實就是在不改變某一概念、名目的實質內涵的前提下，采用另外的辭藻，以達到緩和矛盾、消融排斥、預防衝突等目的。
孫權早在七年前就已經自建年號“黃武”，這是他為最終稱帝而實施的一個試探性舉措。當時他主要是擔心會激怒魏國。因為他的吳王是曹丕冊封的。而當吳蜀再次結盟，明確將魏國當作共同的敵人後，孫權稱帝後的主要擔心就是蜀國的不滿。因為蜀漢以繼承漢祀為合法性來源，如果孫權自行稱帝，就是對這一基本原則的背叛。孫權絕不想在與魏國徹底交惡之後，又與蜀國鬧翻，以免出現兩麵受敵的危險局麵。
所以，孫權要利用大家均未提出異議的既定事實（自建年號“黃武”），將自己的稱帝包裝為“正尊號”（改用年號“黃龍”），以此微妙地宣布：我早在七年前就已經是皇帝了，現在隻不過是補辦一個手續而已，請大家（尤其是蜀漢）不要大驚小怪。
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孫權還精心編撰了他的告天文書。
在告天文書中，孫權首先痛斥了曹氏父子篡奪神器的罪惡之舉，以此宣告曹魏政權不具備任何合法性。在此基礎上，孫權進一步聲稱“漢室已絕祀於天，皇帝位虛，郊祀無主”，自己“畏天命，不敢不從”，來當這個皇帝。這是宣告自己稱帝的合法性。這句話是必須要說的，但這樣一說，等於是說現在天下沒有皇帝。那麼，兩個正在當皇帝的皇帝（曹叡和劉禪）當然要奮起而反擊的。為了不引發蜀漢的劇烈反應，孫權隻是痛斥曹魏，而對蜀漢一字不提，以表示對蜀漢稱帝的默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