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新果
把一冊《聞雞起舞》接在手上，一股新鮮的墨香，沉甸甸的份量，來回摩挲著封麵，我不由感歎：不容易呀，華芳國先生！
多年前，就有文友多次提議：無極人寫一寫劉琨呀，寫一寫甄皇後吧。我脖子一擰，佯裝聽不見，卻在心裏抬杠：有本事您自己寫唄，您以為曆史人物是那麼好寫的，您咋不寫寫趙佗？！如今，“寫南越王趙佗”或許還在指示，或有腹稿，說不準已經胎死腹中，而《聞雞起舞》在無極問世了，且出自無極老鄉之手。看來，這個偏遠小縣，原來藏龍臥虎；曾經農耕之野，彌散書香幽幽。
寫劉琨的不易，在於史料缺乏。高邑的趙南星，除了史書的記載，還有多種著作流傳，還有東林黨人的相關記述，還有“趙南星拔橛”的民間傳說等等，都可以從中生發情節乃至細節；而劉琨呢，除了《晉書》和《資治通鑒》的少許文字，除了《無極縣誌》上的幾篇頌讚詩文，連故裏何在都不能確定，埋骨之處也無跡可尋，在我曾經看來，寫劉琨之難，難過虛構一部《西遊記》。華芳國先生能把故事穿插於劉琨的生平脈絡，單其資料的搜集功夫，就十分了得！多少汗水，多少心血，翻過多少卷帙，篩過多少野乘，怎樣地順藤摸瓜，怎樣地沙裏淘金，一想，就想出我一身汗來。
曆史人物小說不好寫，還在於所處時代的風雲不好宏觀把握，其生活場景很難描摹，人物性格的塑造更難，其中心事件的脈絡發展，其高潮的設計尤其難，若使其史料具有文學的可讀性，則難上加難。難在既不能“戲說”，失真則為“欺世”；也不能羅列史實，照本宣科的“從實招來”，“實打實”則不是文學是史學。我曾經拜讀過華芳國先生第一稿的《浮華洛陽》一章，心生感佩：寫得“巧”，巧在以文學的筆觸，讓史料“活”了起來，成為有血有肉的藝術形象。趙先生其人不擅言辭，其秀內藏，彰顯在字裏行間，不慍不火的敘述，偏讓人感觸到那個時代的山雨欲來。
寫曆史人物，往往費力不討好。不安插些許噱頭，不演義出些許“床上功夫”，不迎合低級趣味，作品就沒有賣點，出版商不肯幹“賠本”的買賣。港人寫的《金帶玉枕記》，把個甄皇後和曹植攪合在一起，顛龍倒鳳，發泄荷爾蒙，幾同潘金蓮的“幹姐兒”，操蛋的作者賺了銀子，正直的讀者多了罵聲。以嚴肅的文學筆調寫曆史人物，大多“三自一包”：自己寫，自費買書號，自己出錢印刷，還得自己包銷。所以許多有價值的著作，往往懷胎十來年，還在自己的硬盤上陣痛不已，苦等著接生婆。官場上一頓應酬，成千上萬扔給飯店老板，眼皮眨也不眨，要拿出幾個鏰子資助出書，“雞的屁”從來拮據，哪怕這書是發掘地域文化，是弘揚一種可貴的精神也罷，所謂珠玉買歌笑，糟糠養賢才。我也曾為華芳國的書稿暗自歎惜：莫非為寫書挖空了心思，還要為出書掏空了腰包不成？
劉琨是幸運的，1700年後，有人施以筆墨，重現其舞劍之英姿，再響其清嘯之奇韻，泉下有知，當拈須而笑，撮唇而哨。劉琨的幸運，緣自華芳國先生的幸運。終於有開明之士，慧眼識珠，為之奔走呼號，慷慨解囊成全，是為支持地域文化的開明義舉，功莫大焉，起碼可增陽壽十年。《聞雞起舞》是一種精神，奮發向上的精神，振興家邦的精神，華芳國先生這一聲“雞啼”，從無極生發，對無極人的名人情結，更是一種撫慰，使許多年遊蕩的思緒，找到了一種寄托。劉琨的故裏之爭，各執一詞也罷，爭論中的各自引經據典，好處在於豐富並印證了史料，也使劉琨從史家的筆墨，成了尋常百姓的談資。劉琨的象征意義，早已超出縣界、省界、乃至國界，說到其普世價值，我想起了一副寫諸葛亮故裏之爭的對聯：心在朝廷，原無論先主後主；名高天下，何必辯襄陽南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