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士們、先生們：
在新學年伊始，我很高興又看到你們繼續參加我們的討論。去年，我給諸位講的是精神分析怎樣解釋失誤動作和夢的問題。今年我想使大家對神經症現象有所了解。你們很快就會發現，這種現象與失誤動作、與夢有許多共同之處。但我必須事先告誡諸位，今年我演講的態度與去年有所不同。去年我總是先求得你們的同意，然後才前進一步；所以，我總是和你們一起探討，對你們的種種反對意見作出讓步——事實上，我常常承認你們以及你們的“常識”是某種起決定作用的因素。但這次我不準備這樣做了。理由很簡單，失誤動作和夢是你們很熟悉的現象；事實上，像我一樣，你們對這些現象有豐富的經驗，或者說，能夠輕而易舉地獲得許多相關經驗。然而，你們對神經症現象卻是陌生的。隻要你們不是醫生，要想接觸這些現象，除了聽我報告之外，別無他途。一個人如果對需要判斷的材料不熟悉，即使有最好的判斷能力，那又有什麼用呢？
但你們千萬不要將我的告誡理解為，我想給你們作的演講隻是教條性的，隻許你們無條件地接受。你們若有這種誤解，那真是太冤枉我了。我並不希望你們深信不疑；我所希望的是激起你們的思考，使你們能消除成見。你們若因為對材料缺乏了解而不能作出判斷，那麼，就可暫時不相信，但也不必拒絕。你們應該靜靜地聽講，同時讓我所講的東西對你們發生影響。深信不疑是不易求得的，即便輕易獲得了，也難免很快失去價值，一遇到新情況便會土崩瓦解。隻有那些像我一樣對同一材料研究了多年、自己在研究過程中有了類似的新的、驚異的經驗的人，才能真正做到深信不疑。在知識領域裏，輕易相信、迅速改變、即刻反對又有什麼益處呢？難道還不清楚，發生在另一領域的“一見鍾情”（coup de foudre）不正是源於那種情感嗎？我們並不需要我們的患者在治療時深信精神分析的真實性並加以擁護。這種態度反而會引起我們的懷疑。我們認為最理想的態度乃是一種合理的懷疑主義。所以，你們也應該努力讓精神分析的觀點與一般的或精神病學的觀點同時地在你們心中默默地發展起來，直到有機會能使這兩種觀點相互影響，相互競爭，才得出某種結論。
另一方麵，你們也不應該認為我所講的精神分析的觀點純粹是一種沒有根據的邏輯的推演。相反，它是以經驗為依據的——要不根據直接的觀察，要不依據觀察所得的結論。這種研究進行得是否適當、合理，將在這門學科的發展情況中體現出來。事隔將近25年之後，我現在也算上了年紀，所以我可以毫不客氣地說，這些觀察資料都是我經過特別的努力，專心致誌和深入鑽研的結果。我常常覺得，我們的反對者根本就不願意考慮我們的論點的起源，仿佛這些論點都是一些主觀臆斷的見解，任何人都可以隨意反對似的。對我來說，反對者的這種行為實在無法諒解。它或許是由於醫生很少和神經症病人接觸，很少留心傾聽他們的述說，因而想不到自己完全有可能從病人的述說中獲得一些有價值的東西——也就是說，完全有可能對病人進行周密的觀察。我想趁此機會告訴大家，在作演講的過程中，我不會過多地涉及相反的觀點，尤其是不會與某一個人進行爭辯。我從不相信“爭論是真理的源泉”。我認為，此話出自於古希臘詭辯家之口，由於過分地誇大了辯論術的作用，所以是不可靠的。在我看來，所謂科學的論辯總體上看都是無多大成效的，更不用說這種爭辯總是帶上了個人強烈的主觀色彩。早在幾年前，我就可以誇口說參加了生平惟有的一次正規的科學辯論——對手是慕尼黑的洛溫費爾德。辯論以我們倆成為好友而告終，這種友好關係至今仍保持著。但是很久以來，我都未敢再作這種嚐試，因為我對這種辯論能否取得同樣的結果把握不大。
你們肯定會產生這樣的印象：我這麼公開地拒絕討論足可證明我太固執己見，而且太不虛心。說得更文雅、通俗、更符合科學些，我這人簡直是頑固不化（Verranntheit）。對此，我的回答是：一個人的某種信仰既然是辛勤勞動所得，他當然有權去堅持那個信仰。何況，在研究過程中，我已多次對我觀點中的某些要點進行過修改、調整、並代之以新的觀點——當然，每次修改我都已公諸於眾。可這種坦誠得到了什麼結果呢？有些人無視我自己已作過修改的事實，至今仍繼續根據我既往的已經廢棄的假設來批評我；另一些人則指責我改動過多，將我看成一個不可信賴的人。一個經常改變自己看法的人當然是不值得信賴的，因為他的最新主張也很有可能是錯誤的。但一個堅持己見、從不願讓步的人，又難免會被人們視為固執或頑固不化的！麵對批評家的這些自相矛盾的批評，除了我行我素之外，我還能做什麼呢？我已決定以後將一如既往，仍根據我新近的經驗不斷地修改或撤換自己的理論。至於我的那些基本的觀點，迄今為止，我還沒發現有更改的必要，並希望將來仍是如此。
因此，我現在準備給你們講講精神分析關於神經症現象的觀點。我們最好從我們所熟悉的現象開始。這樣的話，以後要進行比較、對照會更方便些。症狀性動作（“a symptomatic act”）便是我的首選對象。在診治病人的過程中，我常看到許多人表現出這種動作。對於那些來谘詢室向我們講述自己長期以來所遭受的痛苦的人，我們分析家通常不會有太多的表示。我們有較淵博的知識，這使我們很難像普通醫生那樣發表類似於此的意見：“你沒什麼病”，然後再加點建議：“你應該適當地接受點水療法。”有人問我的一位同事如何處理那些來谘詢的患者，他聳聳肩說：“我就會罰他們用很多的錢來賠償我時間的損失。”所以，當你們聽說即使是最忙碌的精神分析家在谘詢時間內所接待的患者也寥寥無幾時，你們便不會感到奇怪了。我在候診室與谘詢室之間裝上一道普通的門，在谘詢室與治療室之間又裝上一道門，並襯上粗紡呢。這樣布置的目的是顯而易見的。當我允許病人由候診室進來時，他總是忘記關門，常常是讓兩扇門都敞開著。一看到這種情況，我便毫不客氣地請他或她回去將門關好——不管此人是一位衣著考究的紳士，還是一位時髦女子。這往往給人留下一種傲慢的印象。有時，我也覺得這種要求提得很愚蠢，特別是碰到一個人自己連門的拉手都不能碰、看見別人替他關好門又很高興的情況時。但在大多數情況下，我的要求都是對的。為什麼呢？因為一個人若這樣做，連醫生的候診室與谘詢室的門都不去關，那他肯定是缺乏風度的。對這樣的人，用不著友好地接待。我的這些看法是否正確，在聽完演講之前，我請你們不要忙於下結論。發生在部分患者身上的這種粗心隻會出現在一個人在候診室的情況下。如果有其他陌生人在場，他就不會不關門。他非常清楚，在他與醫生談話時，最好不要讓其他的人聽到。因此，為了自己的利益，他還是不要忘了把兩扇門都關好。
由此可見，患者的這種疏忽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毫無意義的。事實上，它是至關重要的，因為，正如我們所看見的那樣，它表明了新來者對醫生的態度。在我們的世界上，有一大批這樣的人。他們崇尚世俗的權威，渴望臣服於權威的腳下，為權威的光環所籠罩。疏於關門的患者便是這其中的一員。他可能會先打電話，問什麼時候才最容易受到接見；他已經想象出一幅候診室前尋求幫助的人雲集的場麵，正如尤利烏斯·梅恩分店外麵的人群一樣。現在，他走進的卻是一個空蕩蕩的、布置簡樸的候診室，不免大失所望。他原本打算獻給醫生那麼多的敬意，現在卻不得不讓醫生付出代價，所以——他忘了去關候診室與谘詢室之間的門。他這樣做，意思是對醫生說：“啊，這裏空無一人，我在這裏谘詢時，不可能再有人進來了。”倘若他的傲慢在開始時不予以嚴厲懲戒，那麼在谘詢時他也同樣會表現出傲慢、無禮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