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從香菱學詩談起。
香菱有點兒呆，但挺可愛，她想學做詩，那種強烈的創作欲望，很類似今天的文學青年。但那時沒有作家班或函授之類給予學習機會，所以一搬進大觀園裏來住，可能感受到園內適宜的文學自由的創作氣氛，便向她的主子提出來，要薛寶釵教她做詩。
薛寶釵的詩寫得蠻好，至少與林黛玉不相上下。她倆在文學觀點上的唯一區別，一個把詩當作手段，“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雲”；一個把詩當作目的，“冷月葬詩魂”。如果二位女士降生在當代，則是毫無疑義的女作家，應該說是一流的。當時，大觀園裏的眾姐妹，除了“一夜北風起”的王熙鳳略輸文采外，都具有較高的文學素養和創作水平，以及理論基礎知識。隻可惜缺乏發表詩作的園地，雖有一份邸報，但僅抄發官方文告，不辦副刊。不過，這也好，省得她們犯錯誤。乾嘉之際，文字獄也怪嚇人的。
香菱學詩，來得有些突然。即使巨匠如曹雪芹，也難免白璧微瑕，好象事先事後應該有個關照才好。但大概他急於發表他對詩歌創作的見解，卻疏忽了香菱原是英蓮，被拐子賣來賣去的奴婢，應該和襲人她們差不多，不會多識幾個字的。不過，曹雪芹是文學巨人，即或如此，盡管談詩論文，還是使讀者身臨其境，若睹其人，看出薛、林二位文學觀點的歧異，和她倆人生悲劇的呼應，這就是曹雪芹的藝術力量了。
香菱雖呆，還不至於傻到先去求教林黛玉。說不上是門戶之爭，派別之爭，她還是找到寶釵張嘴，因為她是她的主子。
寶釵是現實至上主義者，她不把文學看得那麼重，和黛玉為文學而文學，截然不同。後來香菱登門拜師，林黛玉欣然允諾，連講課費都不要，可見她熱心扶植文學新人。薛寶釵非常講究生存哲學，認為香菱的臨時戶口落在了大觀園，當務之急是去拜碼頭，照會各方，以求關照，學詩大可緩一緩。不過，她也不特別壓製，表現得很寬容，按說她完全可以動用行政手段來幹預的。尤其這個該死的丫頭，竟投拜到自己的文學勁敵門下。放在今天，怕也未必能有寶釵的涵養。
我始終很驚訝薛寶釵這種文學上的坦然。
我也不明白這種曆久不衰的“文人相輕”的老傳統，那種嫉賢妒能，獨領風騷，隻許自己活，不準別人活等等文人的諸多惡習，為什麼在大觀園裏表現得不算十分明顯？
當然，也不能講薛寶釵無動於衷。
她說話了：“何苦自尋煩惱？都是顰兒引的你，我和她算賬去。你本來呆頭呆腦的，再添上這個，越發弄成個呆子了。”這種嗔怪本身，也未嚐不是寶釵的一種態度。因為香菱是她的奴才，她知道她的呆頭呆腦。要學，應該向她學；要教，也該由她教。這話衝林黛玉而發，大概不錯。
香菱寫了“月到中天”那首七律，果真夠呆的，竟先送交這位不算很開心的老上級審閱。寶釵隻說：“這個不好，不是這個做法。”至於怎麼不好？應是怎麼個做法？看法保留，不置一詞。而且針對黛玉：“看她是怎麼說？”看起來，不算十分與人為善。至少，這是讓人難堪的沉默。
等到香菱的第二首七律“非銀非水”脫稿，這回呆子不想再碰釘子，直接往黛玉這邊來了。寶釵本來表明要看黛玉怎麼說而自己不想講話的，但到她打算發言時又半點不含糊。第一，說題目要改一改，這是一種比較委婉的但挺徹底的否定。第二，她說：“也罷了，原是詩從胡說來。”一下子把寫詩的人，教詩的人，統統置於尷尬的境地。似乎是在開玩笑。看來薛、林二位女士，未必不暗中較勁。幸好大觀園裏不成立詩人協會，否則，主席這職位誰來擔任，還頗費躊躇呢！
不過，她倆在文學這個範疇裏，角力是比較文明的。至少不發表評論，聲嚴色厲；也不劃地為牢，涇渭分明。而在其它方麵，對不起，寶釵的忍讓就是有一定限度的了。
清虛觀打蘸，張道士敬獻的一盤子禮品中，有個赤金點翠的麒麟，賈母眼熟，記不得哪個女孩子戴過。寶釵說史湘雲，寶玉說他怎麼沒見過，探春說寶姐姐有心。接著黛玉冷笑道：“她在別的上頭心還有限，唯有這些人戴的東西上，她才是留心呢！”
這當然是很厲害的攻擊，林黛玉對金玉良緣的反應，是有點神經質的。不過，薛寶釵“聽說，回頭裝沒聽見”，退讓了。
這是初一的事，到了初三，薛蟠生日，擺酒唱戲。寶玉和黛玉兩人鬧別扭，弄得老太太不舒心，鳳姐隻好將他們弄到賈母身邊。誰知賈寶玉說話造次，竟把薛寶釵比作楊妃，使林黛玉著實得意，這在她眼中看來，均勢明顯失衡，寶玉和黛玉聯合起來嘲弄她，是無法容忍的。所以這一次很不客氣地反擊，讓他們領教了她的厲害。
由此可見，力量失去均衡，便會不平；不平則鳴，也是很正常的反應。在《紅樓夢》裏這個三角愛情遊戲中，她深知自己在賈寶玉心目中真正的位置。有一次在怡紅院，她親耳聽到賈寶玉在夢中喊罵：“和尚道士的話如何信得？什麼‘金玉姻緣’！我偏說‘木石姻緣’！”盡管薛寶釵不可能研究弗洛依德，但這種潛意識的流露，無論如何給她心靈造成巨大的震蕩。在她和林黛玉未獲得賈寶玉愛情這場爭鬥中，她明顯地處於弱勢，唯其如此，所以她很計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