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讀到了一篇報導，寫了一位作家對於自己的信念。說這位作家當年被打發回到老家落戶為農，陷入一個相當絕望的境地，前景十分渺茫的時候，他對他的妻子表示這樣的雄心和自信，總有一天，他還會有小轎車坐。
這很有意思，使我知道人在逆境之中，是可以找到各式各樣的美麗的夢來鼓舞自己生存下去，不一定那麼崇高和冠冕堂皇的。從文學角度看，這種符合人物性格的真實，應該是可信的。
我覺得這位作家的可愛之處，就是坦率。一個不掩飾內心想法的人，總要比那些口不對心的人容易接近，何況想坐小轎車，比起項羽“彼可取而代也”，劉邦的“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一心造反，藐視皇上，要規矩得多。比起拿破侖說的，一個不想當元帥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的野心，要本份得多。最遠大宏偉的理想，就是屁股後麵冒煙，是無可非議的。
車在中國古代，泛稱軒。什麼人坐什麼軒，挺有講究的。《三國誌》載董卓得勢後，“京師地震，卓又問邕。邕對曰：‘地動陰盛，大臣逾製之所致也。公乘青蓋車，遠近以為非宜。’卓從之，更乘金華皂蓋車也。”董卓權傾一時，也不好意思躐等逾格，可見軒是代表著官職大小官階高低的，也是一種權威的體現。文人也不例外，《新唐書》記載詩人李賀七歲，以神童名，韓愈等老前輩去看他的時候，他獻上的一首詩，題名叫《高軒過》，也是很神往他們乘坐的車子的。由此得知，從老祖宗起，把坐車的和當官的，基本上當作一回事了。
不過，文人有願意當官坐車的，也有不願意當官坐車的。寫《桃花源記》的陶淵明，屬於後一類。《晉書》的《隱逸傳》裏，這樣講的：“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鬥米折腰，拳拳事鄉裏小人邪！’義熙二年，解印去縣。”此公不為五鬥米折腰的傳說，從此名垂千古。要是研究一下五鬥米的價值，就會覺得陶老先生未免小題大作，真不如那位作家怎麼想怎麼做，更接近本色。他認為小轎車是最高境界，終生為之奮鬥。而且和記者談話時，大概已經坐在皇冠或者奔馳裏了，才生出這番得意的感慨的。
假如是一輛桑塔那或者奧迪，而不是五鬥米的話，恐怕陶潛也得掂量掂量吧？
過去，念書的時候，語文老師說，五鬥米是一份俸祿。但並未講究是年薪呢，還是月薪？就算一個月發給五鬥米，就算古代的量器比今天大，半石米也隻是百斤左右，二十來塊錢的樣子。說實在的，陶淵明要不要這點俸祿，還真是無所謂。放棄這份低工資，得到一份清高，何樂而不為呢？清高是視情況而定的，後來刺史王弘見他老人家連雙像樣的鞋也穿不出來，給他訂做了一雙，當然不是意大利名牌貨，他不也收下了嗎？
不論按古代或近代的生活標準，五鬥米確實是太少了，大概每餐隻能以鹹菜下飯，炒雞蛋也吃不起的，屬於不致餓斃的水平。何況他有捏兩盅的習慣呢？在《五柳先生傳》裏這樣自況過：“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而陶潛又沒有自己的黨羽，動不動請他去赴宴；宴後，也沒有人拍他馬屁，住口袋裏塞茅台酒，外加一隻烤鴨之類。所以，他不清高也沒有別的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