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時的學術界，由羅振玉、王國維構成的“羅王學派”馳名國際漢學界，從某種程度上而言，其實代表著中國的學術形象。用伯希和的話來說，就是“現代中國從未產生過走得這般前麵又涉獵如此豐富的博學者”。
羅振玉在當時與歐洲及日本東方學者聯係頗為頻繁，而王國維也因為其精審的研究獲得了歐、日學者的普遍關注。所以有學者說：“在20年代初的中國學者中，真正稱得上能‘預’東方學研究之‘流’者，便是羅、王二位。
他們之最先被國學門羅致，正顯示出同人急欲躋身國際東方學界的願望和決心。”20世紀20年代後期，在日本的高校中，王國維的學術是作為專題被介紹的。陳寅恪《王觀堂先生挽詞》有幾句也足見王國維在當時國際國內學界的獨尊地位，他說：“當世通人數舊遊，外窮瀛渤內神州，伯沙博士同揚榷，海日尚書互唱酬。”胡適起草的《國學季刊·發刊宣言》提到的支撐國學門麵的“三五個老輩”中，羅振玉與王國維應是其中之二。
但在羅、王之間，羅重在對新領域的開拓與新文獻材料的搜羅刊印，而王則“專以新法馭古學”。在這方麵，較早評價羅王學派並能看出羅、王差異的應該是王國維東文學社的同學樊炳清，他曾以“抗父”為名發表過一篇《最近二十年間中國舊學之進步》，文中說：
最近二十年中，我國舊學之進步，求之前古，蓋未有如此之亟者……至近舊學之進步，則以羅、王二君為中心。羅君以學者之身，百方搜求新出之資料，而為近百年文化之結集，其研究之功，乃為其保存流通之功所掩。王君以精密之分析力與奇異之綜合力，發見舊材料與新材料間之關係，而為中國文化第二步之貢獻，遂使群眾舊學退步之近二十年中，為從古未有之進步。
在西學沸騰的20世紀前二十年，羅振玉敏銳地關注到新材料、新文獻的獨特意義，而王國維更是通過對地上文獻與地下材料的互證，大力拓展了上古史的研究局麵，而且從根本上改變了傳統史學的研究格局和研究方法。王國維對甲骨文、金文、石鼓文等的解讀，對音韻、訓詁方麵的拓展，對上古史大量史實的考訂，他的以《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殷周製度論》為代表的“二考一論”不僅一新學術界麵目，而且造成的學術反響是巨大的。舊派的學者固然要對其刮目相看，如沈曾植就評價王國維，稱其“神智睿發，善能創通條理”。評王國維《簡牘檢暑考》“即此戔戔小冊，亦豈今世學者所能為”？又說王國維的《釋幣》以及若幹地理諸作“並可信今傳後，毫無遺憾”。張爾田評價說：“靜庵之學不特為三百年所無，即其人亦非晚近之人也。”就是帶著新潮色彩的胡適也充分認同這種古法治新學所帶來的學術新變。他說：“最近三十年來，甲骨文的發現，竟使殷商一代的曆史有了地底下的證據，並且給文字學添了最古材料。”胡適對王國維學術方法和成果的高度評價，也得到了日本學者的旁證。狩野直喜《回憶王靜安君》一文曾說：“他的學問，由於學殖識見超越時流，所以國民黨係的人，共產派的人，以及無論什麼派係的人，隻要能理解中國的學問，沒有不推賞王君的。連北京大學新進的中國學者也對他的學問推崇備至。”這裏提到的北大“新進”學者，自然是包括胡適在內。
對王國維學問的推崇居然超越了政治、學派的分野，這確實可以見出王國維學術的地位和影響。在這種情況下，作為最高學府的北京大學，若要開展國學、考古學的研究，王國維顯然是帶著標誌意義的，北大關注並懇切地期待王國維的加盟，正是建立在王國維此前因為全新的學術方法而帶來的諸多令人震驚、歎為觀止的學術成果上。
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對王國維的誠意是毋庸置疑的。1922年初，王國維答應擔任通信導師一職，國學門主任沈兼士即囑咐顧頡剛趨前接洽，商議將王國維所著各書，由王國維編訂目錄彙為叢書，由北大刊印，顯示了對於王國維學術成果的充分尊重和敬仰。而王國維因為已編成《觀堂集林》，並即將刻成，“一時不便兩印”，便將此事擱置了下來。這種刊印的計劃雖然沒有最後付諸實施，但研究所四壁的書架上，是備齊了羅振玉和王國維著述的。顧頡剛描述自己是在翻檢了羅、王的著述後，“我始見到商代的甲骨文字和他們的考釋，我始見到這二十年中新發見的北邙明器、敦煌佚籍、新疆木簡的圖像，我始知道他們對於古史已在實物上作過種種的研究。我的眼界從此又得一廣”。其實受到震撼並由此開闊眼界的何止顧頡剛一人？從這一意義上來看，蔡元培、沈兼士、馬衡等研究所及國學門的主事者，不僅眼光獨具，而且極具魄力。
在這一時期王國維與馬衡的通信中，其實不僅是關於聘約的糾葛，他們也一直在商榷學術的。對於王國維提議的事情，北京大學在能力範圍內，似乎都是盡力照辦的。譬如1921年下半年，王國維對敦煌寫本《切韻》很感興趣，並親自校訂寫定，希望能印行問世，嘉惠學林。但先後聯係了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皆因為印製經費問題而擱淺。為此，王國維致信馬衡，希望由北大同人集資印製500部，自取100部，餘400部則歸北大。從現存馬衡致王國維諸信來看，馬衡的回應是積極的，曾有數信談論及此。如1921年12月13日致信王國維雲：“《切韻》集股付印，甚善，甚善！大學同人可以全數分任，惟因積欠薪脩問題，一時不易收齊。可否商諸中華書局先行開印？預計畢工之日，股款必可收齊，屆時當彙交先生轉付。出書後先生取百部，同人等取四百部，當如尊約也。”從此信來看，當時馬衡答應王國維擬請北大同人集股付印之事，並非沒有顧慮，畢竟當時北大學人被校方“積欠薪脩”的問題是客觀存在的，在這種情況下再要去集股，難度想來是有的。但從馬衡的諸信中，並沒有看到有一絲的猶豫，這其中的原因當然一方麵是充分認同唐寫本《切韻》的價值，但更重要的一方麵是滿足王國維的願望了。劉烜說：“這次印書，是王國維通過馬衡與北京大學的朋友之間一次成功的合作。它無疑地為王國維以後的接受學校聘書，起到促進作用。”竊以為此論得之。
此外，據王國維1920年夏所作之《隨庵所藏甲骨文字序》，馬衡還曾將北京大學所藏甲骨拓片千餘片贈給王國維，其中頗有出於《鐵雲藏龜》、《殷虛書契前後編》之外者，引起王國維的重視。1923年，《觀堂集林》印成，馬衡在《北京大學日刊》中專門發布廣告，予以推薦銷售，雖然最後銷售未到10部，但誠意王國維應該可以感受得到。
有必要專門敘說一下蔡元培與王國維的學緣關係。王國維早年曾花費數年時間研究教育，在接受席勒等審美教育思想的基礎上，比較係統地提出了美育說。在當年王國維主事的《教育世界》雜誌上，王國維撰寫了多篇美育研究的論文，如《孔子之美育主義》、《論教育之宗旨》、《去毒篇——鴉片煙之根本治療法及將來教育上之注意》、《論哲學家與美術家之天職》以及多組“教育小言”，其核心意思，乃是引導人們遠離名利之束縛，以美育來提升人的思想境界。而“以美育代宗教”同樣是作為教育家的蔡元培致力的基本方向。試對勘蔡元培1917年4月8日在北京神州學會的講演《以美育代宗教說》與王國維的《孔子之美育主義》、《人間嗜好之研究》等，不遑說基本觀點極為相似，甚至在例證的層麵也基本相似。王國維把孔子的教育思想概括為“始於美育，終於美育”，極力提倡一種不關乎利害的審美之境界。而蔡元培鑒於“美育之附麗於宗教者，常受宗教之累，失其陶養之作用，而轉以激刺感情”的現象，而主張“舍宗教而易以純粹之美育。
純粹之美育，所以陶養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純潔之習慣，而使人我之見、利己損人之思念，以漸消沮者也。蓋以美為普遍性，決無人我差別之見能參入其中”。所以蔡元培既提倡純粹的學問，也重視美術，他在1921年秋即在北大開設“美學”課程，並編撰《美學通論》教材，這種對美、美育、美學的關注與研究，應該說與王國維的影響是不可分割的。
王國維的《靜安文集》以及早年的其他論著是蔡元培曾經關注過的，有的甚至熟讀並深思過。蔡元培1923年12月發表《五十年來中國之哲學》一文，對於最近五十年的哲學研究，曾用了相當篇幅介紹收諸《靜安文集》中的論文。他說：“介紹德國哲學的，是海寧王國維。王氏關於哲學的文詞，在《靜安集》中。”接著連續大段引錄其《自序》、《叔本華之哲學及教育學說》、《書叔本華遺傳說後》、《釋理》、《紅樓夢評論》、《叔本華與尼采》、《論哲學家與美術家之天職》等中的重要文字，認為王國維對於叔本華的哲學“研究固然透徹，介紹也很扼要”，“他對於哲學的觀察，也不是同時人所能及的”。又不免帶著遺憾說：“王氏那時候熱心哲學到這個地步，但是他不久就轉到古物學、美術史的研究。”其對王國維的熟悉程度是毋庸置疑的。特別是1924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蔡元培《簡易哲學綱要》一書，對康德、叔本華哲學的援引與評析、對美術與宗教之關係的探討以及論述美感、直覺、天才諸問題，都可以與王國維《靜安文集》中的若幹哲學、美學論文比並而看，其間的淵源自然是值得重視的。
《靜安文集》中的《紅樓夢評論》曾給蔡元培以怎樣的影響？現在無法考實，但1922年1月30日，在《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中，蔡元培針對胡適將其索隱視為“大笨伯”、“笨謎”，而作了頗為犀利的回應，其中就曾引王國維之語以為佐證考證的價值和意義。他說：
從前王靜庵先生作《紅樓夢評論》，有雲：“作者之姓名（遍考各書，未見曹雪芹何名）與作書之年月，其為讀此書者所當知，似更比主人公之姓名為尤要。顧無一人為之考證者，此則大不可解者也。”又雲：
“苟知美術之大有造於人生，而《紅樓夢》自足為我國美術史上之唯一大著述，則其作者之姓名，與其著書之年月，固為唯一考證之題目。”
今胡先生對於前八十回著作者曹雪芹之家世及生平，與後四十回著作者高蘭墅之略曆，業於短時期間，搜集許多材料，誠有功於《石頭記》，而可以稍釋王靜庵先生之遺憾矣。
蔡元培由王國維重視作者及小說創作年月的考證來說明考證之於研究的重要意義。不過，蔡元培要從這種對作品外圍的考察進而進入到作品內部的考證，以此而言，其《石頭記索隱》一書或許正是感歎於此前的“紅學”研究在闡證本事上，“不免未達一間”，所以，要以索隱來求得小說人物之原型，以與其定位《紅樓夢》乃康熙朝政治小說，“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的宗旨對應起來。蔡元培的索隱雖如胡適《紅樓夢考證》所言，確多附會的成分，但此在蔡元培而言，其初衷或許是在《郎潛二筆》中徐柳泉之說的基礎上拓展其索隱格局，但也未嚐沒有在王國維《紅樓夢評論》這類美學批評之外別開紅學新境的意圖。其間的影響雖然不是觀念上的，卻是學術格局上的。但王國維對胡適的《紅樓夢考證》覺得“犁然有當於心”，對蔡元培的《紅樓夢索隱》則未見評騭，則在關於《紅樓夢》考證問題上，王國維的限度究竟如何，一時也難勘察清楚了。
以此而言，雖然王國維中年以後的古物學和經史考證、文字音韻之學是蔡元培所隔膜的，但這種隔膜隻是蔡元培個人意義上的，在古物學成為一種潮流的時候，北大的國學正需要這種前沿學術以支撐國家最高學府的氣象。
而從蔡元培個人角度來說，王國維早年的哲學、美學、倫理學、教育學研究倒是更為具體地影響到蔡元培自身的。蔡元培雖然掌校期間，因循雜事，無法專意學問，但自身對哲學、美學等的研究興趣一直也沒有停息。在這種情況下，王國維不僅對北京大學具有意義，對於蔡元培本人，同樣是有著特殊意義的。
五、王國維拒絕北大之請的“真因”及其與羅振玉的關係
在1917年蔡元培第一次通過馬衡邀請王國維時，王國維已經以“他辭”拒絕了，似乎這種拒絕隻是王國維個人的意思。但是，通過對1917—1922這五年多內關於北大之請與羅振玉的通信，可以大致明了這種拒絕應是王國維與羅振玉共同的意思。在1917年之時，王國維之所以在未與羅振玉溝通之前即予以回絕，乃是因為這種共同的立場在他們而言，簡直是不言而喻的。今存王國維致馬衡、沈兼士等人關於北大聘約的往返通信，王國維一直是從自我的角度，從主客觀兩個角度來陳述無法應約的原因。主觀的原因如前述乃緣於“素性疏懶，憚於遷徙”，同時居滬撰述已成習慣；客觀的原因則是家人不慣北上，兒輩職業、姻事多在南方，年事尚幼，均須照料，等等。
這些似乎很有力的“他辭”，在王國維接到入值溥儀南書房行走的旨意後，居然瞬間變得毫無意義。1923年4月上旬，王國維奉到諭旨，與楊鍾羲、景方昶、溫肅均著南書房行走。王國維一方麵感到“惶悚無地”，另一方麵覺得“斷無俟駕之理”。其對入值南書房的反應之速，與其推辭北大邀約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其實在1923年的時候，王國維同樣在上海的“未了之事尚多”，譬如為蔣汝藻編的《密韻樓藏書誌》尚未完成，《浙江省通誌》也未告竣，等等。但這些“未了之事”居然就不成為北上的借口了，以此來看王國維的推辭北大之請，實際上有更深層的原因在。這也說明王國維用來拒絕的“他辭”不過是“托辭”而已，居滬的情形既同此前，而態度的積極則仿佛換了一人，由此也可判斷，此前種種的客觀原因其實都是用來掩蓋真實的內心。
1922年8月24日，王國維致信羅振玉，言及無奈收下北大所奉脩金之事後，接著說：“維知不與說明真因終不肯休止，而此際礙難說明，又此地位將來或有可以利用之處，故今日已覆函允之。”這個“真因”究竟是什麼呢？
除了在羅振玉致王國維信中可略窺端倪之外，王國維自己在信中卻一直沒有明白說出。如今麵對北大如此的誠意，王國維恐怕真的是“礙難說明”了。
但這個真因在王國維、羅振玉、張爾田一班友人之間，簡直是不言而喻的事。綜合王國維、羅振玉、張爾田等人的往返信件，這個“真因”大概不外以下數點：
其一，與北京大學的民國政府背景有關。作為當時民國政府所轄最高之國立大學，北京大學在某種程度上代表著民國的意誌和形象。而王國維在辛亥革命之後隨羅振玉東渡日本，寓居京都，羅振玉《比睿僑居圖》詩既有“故園薇蕨已全空，來作三山采藥翁”之句，王國維也曾以“亡國之民”自稱。則王國維的遺民意識是客觀存在的，他因此自然不欲與民國大學發生任何關係了。而且1917年8月的北京正是張勳複辟的高潮時期，王國維雖然未直接參與此事，但參讀他這一時期與羅振玉的通信，可見其期待之心仍是強烈的。他稱讚張勳“三百年來乃得此人，庶足飾此曆史”，可見得他雖隻是一個旁觀者，但對張勳的複辟之舉，顯然是支持的。而蔡元培的看法幾乎與王國維正好相反，1917年7月9日，他在《複馮國璋快郵代電》中說：“竊以為張勳之敢於複辟者，實以脅迫總統解散國會為張本，違法無憚，其流毒固當如是。張勳妄人耳，其敗也可立而待，萬一變相之張勳接踵而起，則中華其不國矣。”二信在時間上相差不過八日，對勘而論，真是別有意味。林琴南致蔡元培函曾有“公為民國宣力，弟仍清室舉人”之句，張繼致蔡元培電，稱其“身事偽廷”，章太炎稱其受命北大乃“自為附逆”。可見當時一批“舊人”的基本立場，王國維的意思應該與林琴南、張繼、章太炎相近的。
1919年，羅振玉從日本回到中國，定居天津，時舊交蔡元培掌北京大學，邀其到北大授考古學，但羅振玉“義不屈膝新朝，堅謝之”，可見，在某種程度上北大確實代表著“新朝”的形象。但需要特別強調的是：王國維反對民國，並非簡單地立足於前清遺民的身份而追懷前朝，而是建立在對政體的認同方式上。在王國維看來，共和政體的確立需要首先開化民智，在民智尚未催生的時候，采用共和政體，必然導致民心凋敝、社會動蕩渙散。王國維從民國政府之下的上海“無論公私皆腐敗顢頇至無可言”，而認為“時局如此，乃西人數百年講求富強之結果”，“若世界人民將來尚有孑遺，則非采用東方之道德及政治不可也”，王國維對東方道德政治的渴想，其實就是對於傳統封建君主製度的向往。民國政府所造成的連年軍閥混戰使王國維更對自己的政治判斷充滿著自信。類似的意思，王國維在1923年5月1日對到滬拜訪的蔡元培也曾經明白說出過。蔡元培記雲：
看靜庵。彼對於西洋文明很懷疑，以為不能自救（因我告以彼等已頗覺悟），又深以中國不能防止輸入為慮。我詢以對於佛學之意見，彼言素未研究，詢以是否取孔學，彼說大體如此。彼以為西人之病根在貪不知止。彼以為科學隻可作美術觀，萬不可應用於實際。
這實際上對蔡元培所支持的新文化運動進行了頗為徹底的否定。
當然，王國維的這一觀念，或許是辛亥之後東渡日本，與羅振玉反思中國政體變化而得出的共同結論。羅振玉《集蓼編》雲：
東西立國，思想迥異，而互有得失。東方以養民為政本，均安為要歸，而疏於對外；西方則通商、練兵、長駕遠馭，而疏於安內。今歐戰告終，赤化遽興，此平日不謀均安之效也。此禍或且延及東方……中國廿年來民生塗炭，皆由改帝政為共和，導天下人以向利忘義，浸成不奪不饜之局，三尺童子亦知其害。故欲挽橫流，非恢複舊製不可。
王國維當然與羅振玉在對東方道德文化的向往上是一致的，但王國維就未必有羅振玉“恢複舊製”這樣切近的夢想了。羅振玉將辛亥革命看做是兼具亡國與亡天下，而王國維更多的是從傳統文化的式微，將其看做是一種亡天下。所以“國”之遺老與“文化”之遺老，還是有所區別的。需要贅上一筆的是：羅振玉、王國維對於中西政治文化的判斷似更多地受到辜鴻銘的影響。羅振玉與辜鴻銘初識於光緒己亥（1899）年，次年同在湖廣幕府，辜鴻銘去世後，羅振玉曾撰《外務部左丞辜君傳》，揄揚甚力。辜鴻銘生於南洋，求學於英、德、法等國，先後遊曆意、奧等歐洲諸國，堪稱深度浸染西學之人，但卻深以不知國學為恥。年近三十回到中國，從師受學，遍涉五經諸子群籍。在進行了中西文化學術的全麵對照之後，辜鴻銘慨然歎曰：道固在是，何待旁求。在張之洞幕府時，曾回答張之洞歐洲政學得失之問說：歐美主富強，騖外者也；中國重禮教，修內者也。言一時之強盛似優於中國，而圖長治久安則中國之道盛矣美矣。其《義利辨》一文也說：
今夫新學也，自由也，進步也，西人所欲輸入吾國者也，皆戰爭之原也。我國之文明與歐洲之文明異，歐洲之文明及學說在使人先利而後義，中國之文明及學說在使人先義而後利。
他反對張之洞開立報館，正是因為擔心莠言亂華。勘察辜鴻銘的這些言論，再對照羅振玉、王國維對東方道德政治的崇尚與堅守，其間的脈絡是有跡可尋的。
比較明顯地反映出王國維因抗拒民國政府而拒受北大之請的是1918年6月27日他寫給羅振玉的信，其中有雲：“如大學之事我輩固不願就，然如鳳老、鬆老，絕不因其入史館而減其敬愛。”王國維將自己不願就大學之事與柯鳳蓀、陳鬆山入史館一事並列，足堪玩味。因為北京大學固為民國所立，史館也同樣是民國政府設立的。王國維是因為對柯、陳之為人夙所知悉，還是此“史館”畢竟是纂修清史的機構，所以可以從民國機構中別眼視之？此自可進一步考量。但有意味的是，就在羅振玉、王國維寓居日本京都期間，羅振玉就曾收到過“清史館纂修”的聘請邀約，羅振玉是如何對待這一邀約的呢？羅振玉晚年撰《集蓼編》曾略記此事雲：“……乃於淨土寺町購地數百坪，建樓四楹……宅中有小池，落成日，都人適有書為趙爾巽聘予任清史館纂修，既焚其書，因顏池曰‘洗耳池’。”後來其孫羅繼祖撰《庭聞憶略》，也曾略述此意，並引用當時羅振玉致繆荃孫信雲：“都中亦有招玉入史館者，垂白老嫗，不勝粉黛，已謝媒人矣。聊陳以博一笑。”可見對同樣是民國所建立的清史館，羅振玉拒絕得如此徹底。所以王國維在信中說並不因柯鳳蓀入史館而“減其敬愛”，其實信中的“我輩”大概隻能代表王國維自己，此在羅振玉就未必如此了。羅繼祖曾記雲：“柯鳳蓀和祖父同官大學，同侍溥儀，又同辦旗賑，誌同道合，但對柯晚年出長清史館，不無微辭，和我說柯有點像三國時的邴原。邴原當時被稱為‘清靜足以厲俗，貞固足以幹事’（見《三國誌》本傳），但從遼東歸，出應曹操征辟，邴號‘龍腹’，以較‘龍尾’管寧，顯然有愧色。”對勘王、羅態度的不同，也可見雖然同是遺老，其程度和心態仍是各有區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