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潤生訪談/施芳
每天清晨，杜潤生都會拄著拐杖，準時出現在位於北京磚塔胡同的辦公室裏。這位從山西省太穀縣陽邑村走出來的農村問題專家，對於家庭承包責任製在中國農村的推廣和鞏固發揮過重要作用。
杜潤生雖已95歲高齡，仍始終牽掛中國的農村。2008年9月，第四屆中國發展百人獎（農村）獲獎名單公布，杜潤生以全票獲得終身成就獎。“改革開放使農民解決了溫飽問題，農村麵貌有很大的改變，這是了不起的成就”，杜潤生用洪亮的鄉音說。
變化因何而來？杜潤生說：“得益於中央的好政策。30年間，中央關於‘三農’問題發了十個‘一號文件’，充分體現了對農村工作的重視。”1982～1986年，中央連續發出五個關於農村發展的“一號文件”，確立了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2004～2008年，中央又一次連續出台五個“一號文件”，重點強調農民增收，給農民平等權利，給農村優先地位，給農業更多反哺。
杜潤生參與主持起草了前五個“一號文件”，當年的情景曆曆在目。1981年春夏之交，17個聯合調查組分赴15個省調查包產到戶。來自安徽的調查組報告說，包產到戶是“農村的曙光，中國的希望”。這一年全國有161萬個生產隊包產到戶，占生產隊總數的32%。一年後的冬天，杜潤生所在的研究室根據中央精神起草了一錘定音的“一號文件”，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家庭承包經營製度，結束了對包產到戶長達30年的爭論。此後四年，每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都是談農業問題，年初布置調查題目，秋季總結，冬天起草文件，次年年初發出。
杜潤生神色凝重地說：“農村雖然發展了，但城鄉之間的差距卻加大了。目前，農民還是個弱勢群體，所以必須加倍關心和愛護。不能使社會上的強勢群體和弱勢群體互相對立，要創造一個和諧社會。”在他看來，要想讓農民富起來，非得減少農業人口不可，把更多農民變成市民。要以大、中、小城市為載體，發展中小企業，吸收農民就業。進城的農民如果能得到金融市場的支持，就有條件發展個體、合夥製和股份製企業，從事第二、第三產業。農村人口減少後，每戶的土地經營規模就會擴大，農村勞動生產率和科技含量就可能逐步增加。“出去的富了，家裏的也富了，農村問題也就好辦多了”，杜潤生說。
杜潤生提倡農業科技進步和可持續發展，他反對以破壞資源、破壞生態環境為代價謀求農村經濟增長。他認為農村人才的培養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沒有農民的現代化，哪來農村的現代化？”“把農村改革深入下去，農業政策要長期穩定，農村就大有希望”，杜潤生說。90歲以後，他漸漸失去了聽力，與人交談要通過紙筆來完成。但這位老人仍在“傾聽”，通過讀書看報、與人交流來“傾聽”農民的聲音；他仍在訴說，在不同的場合，用不同的方式，訴說農民的心聲。
（原載《人民日報》2008年11月13日第九版）